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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我國文化建設基本問題的創造性探索與回答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重要論述的內涵及其貢獻
2019年11月22日 13:41 來源:《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作者:周向軍 字號
關鍵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內容摘要:日韩Av妻不如妾wwwdddd83com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包含著豐富的內涵:一是站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中國夢的高度認識文化建設的戰略地位;二是從提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引領力、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工程、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繁榮發展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等方面闡明文化建設的重點任務;三是從堅持一元主導與多元發展相統一、講黨性與講人民性相一致、改革創新與法治保障相結合、文化自信與交流互鑒相統籌多個維度揭示文化建設的基本原則。這三個方面的內容構成一個邏輯嚴密的有機整體,其中的新觀點、新論斷對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思想做出了許多新的貢獻。

關鍵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作者簡介:

  摘 要: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包含著豐富的內涵:一是站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中國夢的高度認識文化建設的戰略地位;二是從提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引領力、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工程、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繁榮發展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等方面闡明文化建設的重點任務;三是從堅持一元主導與多元發展相統一、講黨性與講人民性相一致、改革創新與法治保障相結合、文化自信與交流互鑒相統籌多個維度揭示文化建設的基本原則。這三個方面的內容構成一個邏輯嚴密的有機整體,其中的新觀點、新論斷對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思想做出了許多新的貢獻。

  關 鍵 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作者簡介:周向軍,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一個重要的方面,是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深刻闡述了我國文化建設的戰略地位、重點任務和基本原則,用大量的新觀點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思想。戰略地位論揭示了文化建設的重要價值和意義,重點任務論指明了文化建設的切入點和著力點,基本原則論闡釋了文化建設的正確遵循和方向,三者有著嚴密的內在邏輯關系,共同詮釋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的要義。科學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的深刻內涵及其新貢獻,是堅持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內在要求,更是扎實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現實需要。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戰略地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關乎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習近平從高度的戰略視野出發,樹立起了新時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新自覺。

  第一,站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論述文化建設的價值。進入新時代以后,一個重大的時代課題擺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這個課題就是如何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對文化建設戰略地位的認識,首先是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題而展開的。

  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①從“兩個文明”到“三位一體”“四位一體”,再到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五位一體”,黨對文化建設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布局關系的認識逐漸深化。習近平提出,文化建設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構成,“強調總布局,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②。若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放到系統論視域下觀照,它是一個有機系統,其內部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諸要素相互影響與制約,只有在各要素都實現優化的基礎上,系統功能才能達到最大化。

  習近平不僅把文化建設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的框架下加以理解,更是對中華文化進行價值重估,深刻揭示了中華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聯系。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創新。習近平反復強調,各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的差異決定了其發展道路的特殊性,“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③。換言之,我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具有歷史必然性的,而這種必然性本身即蘊含著深層次的文化基因。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就尤為重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化和具體化問題,在1943年明確提出要使其進一步與“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話語體系的影響下,我們黨基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需要,較多地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的契合。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中華文化沃土的創新性命題,用“基因論”把傳統文化內嵌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中。相比較而言,習近平更為強調文化自信和民族主體意識。這是彰顯我們文化傳統和價值體系獨立性的鮮明體現。我們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內在的文化規定性,是在民族文化傳統滋養下理論與實踐互動的選擇結果。在此意義上,糾纏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之間“體用問題”的抽象爭論是無益的。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華文化融合的具體內容和作用機制。

  第二,站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高度闡釋文化建設的作用。立足于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而形成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人與時俱進的理論創造。習近平認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需要鍥而不舍、一以貫之抓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從“緊緊圍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進精神文明建設”⑤的高度審視文化建設的地位,是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思想的重要貢獻。

  一是強調文化建設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意義。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實現。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并強調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是其題中應有之義。習近平進一步闡明了二者的直接關聯,并從國內和國際兩個視角對如何夯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文化軟實力根基問題,做出了頗具新意的回答。

  二是強調文化建設對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意義。其一,強調文化體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地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號角。習近平認為,改革之“全面”性,主要在于它并不局限于某一領域或方面,而是涵蓋了文化體制改革等多個核心部分。文化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構成部分。其二,強調核心價值體系和價值觀對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領作用。無論是為改革解放思想、凝聚共識,還是實現制度完備和治理現代化的總目標,都離不開具有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征的價值觀系統的堅實支撐。

  三是強調文化建設對于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有力支撐。江澤民指出:“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和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舉措,習近平深化了對這兩個范疇的地位及其關系的認識,強調法之權威在于其雄厚的道德基礎。習近平認為,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必須強化道德的教化功能,必須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和支撐法治文化。

  四是強調文化建設對于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意義。強化理想信念教育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關鍵環節。信仰迷茫和思想滑坡是一些黨員干部違法犯紀行為產生的根源,理想信念教育歷來被看作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內容。習近平提出:“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⑦全面從嚴治黨歸根結底在于解決好共產黨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引導其堅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追求。

  第三,站在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高度認識文化建設的地位。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苦苦探尋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之路,但無一不以失敗告終。我們黨領導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經過90多年的不懈奮斗,使民族復興偉業正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生機與前景。在這個進程中,黨對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始終保持著清醒、正確的認知。

  胡錦濤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離不開中華文化繁榮興盛。”⑧習近平則進一步深刻闡釋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命脈,“沒有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⑨。一方面,中國夢是一個追求全面發展的愿景,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并進的結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內在地蘊含著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后者是前者的一個重要目標。另一方面,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種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魂”⑩。作為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統稱的中國精神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融合。它既體現中華民族最深層次的精神追求,又是當代中國價值理念的表達,是實現中國夢的精神支撐和價值引領。

  這些闡發是對黨的文化建設思想的繼承,更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從世界近現代史來看,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不僅需要以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為依托,而且還往往伴隨文化和價值觀的興盛。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美國等國家的崛起,均離不開其自身發達的海洋文化、商業文化、工業文化或科技文化的支撐,世界性大國的形成只有建立在對民族主體意識與歷史文化傳統強烈認同的基礎上才有可能。而從中華民族發展史來看,中華文化發展繁榮是民族復興的必要條件。作為我國古代文化發展的繁盛時期,唐朝在哲學、史學、宗教、文學、藝術、教育、科技等各方面大放異彩,都城長安一度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心。這種博大精深的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古代中國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之盛況,甚至對世界文明進程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然而,習近平更是清醒地認識到:與歐美大國不同的是,在“和”文化滋養下的當代中國崛起,將打破“國強必霸”邏輯和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與古代封建盛世不同的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的民族振興,必然能擺脫盛極而衰的宿命。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點任務

  文化建設是一項復雜的、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任務。習近平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任務的論述也很多。我們在此不打算面面俱到地介紹文化建設的各項任務,而是主要選取幾個重點的問題進行說明。這幾個要點也是習近平反復強調的,它們都鮮明地展現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的新貢獻。

  第一,提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引領力。意識形態是文化的本質,決定文化的性質與發展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要解決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11)。這是習近平針對新時代的文化境遇提出的一個創新性命題。習近平說:“在新時代,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涵蓋領域的廣泛性、觸及利益格局調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問題的尖銳性、突破體制機制障礙的艱巨性、進行偉大斗爭形勢的復雜性,都是前所未有的。”(12)新時代中國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思想問題與利益矛盾相互交織,社會成員思想意識呈現多元、多樣、多變的態勢。這增加了統一思想和凝聚力量的難度,對意識形態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我們黨歷來重視意識形態工作。這方面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關系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13)習近平把意識形態工作放到總體國家安全觀中來審視,認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我們既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更要凸顯意識形態工作在國家安全中的極端重要性。從這個定位出發,習近平對新時代我國意識形態建設的工作思路進行了探索。

  提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引領力,必須堅持“狠”與“穩”的辯證統一。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重要論述的一個重要特點。一方面,習近平強調: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14)。所以,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15)為了不犯顛覆性錯誤,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敢于向錯誤思潮“亮劍”。而在敢于“亮劍”的背后還蘊含如何善于“亮劍”的問題,在批判之時應當注意加強和改進“亮劍”的方式、方法。而另一方面,抓得狠并不意味著要追求一種極端。習近平關于中心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遠大理想和現實目標、黨性和人民性、正面宣傳和輿論斗爭、總結經驗和改革創新、中國特色和國際比較、全黨動手和部門負責等方面辯證關系的闡發,體現了其意識形態工作思路的穩妥性。

  第二,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工程。價值觀是人們對事物好壞的總體性評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核,是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與時代表達。改革開放以來,從“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加強思想道德建設”“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建設核心價值體系”,到“弘揚和培育核心價值觀”,我國的價值觀建設工程逐步深入推進。面對國內外思想觀念紛紜復雜、多元共生的客觀現實,黨的十八大創造性地提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新部署,并用“三個倡導”的十二個詞概括了其基本內容。在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習近平進一步從理論來源、本質內涵、重要價值、實踐要求等維度,系統闡釋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一系列問題。習近平以高度的價值自信實現了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思想的突破性發展。其新的認識貢獻主要體現在:

  一是強調各個民族、國家的核心價值觀有其特殊性,需要與自身的文化傳統、理想目標及時代問題相契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合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社會主義理論、世界優秀文化成果,是民族稟賦、階級屬性與時代精神相統一的產物。

  二是認為核心價值觀是文化軟實力的靈魂、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點,是國家和民族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對豐富精神世界和建設精神家園起決定性作用。“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莫衷一是,行無依歸,那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就無法前進。”(16)

  三是明確提出把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使其影響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無時不有。習近平說:“要強化教育引導、實踐養成、制度保障,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引導全體人民自覺踐行。要抓住青少年價值觀形成和確定的關鍵時期,引導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17)

  第三,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優秀文化傳統是發展現實文化的基礎性資源,對其態度和認知是衡量一個民族或政黨文化自信程度的鮮明標識。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曾說:“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18)習近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申了這個觀點,并進一步闡發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新時代價值及其科學實現問題。

  習近平開拓了中國共產黨傳統文化觀發展的新境界。一方面,對中華文化“基因”論以及“根”“魂”作用強調的態度,把對傳統文化地位的認知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習近平認為,優秀傳統文化不僅對于個體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很有益處,而且它還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命脈、突出優勢,是當代中國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與此同時,他還提出,要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必須“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19)。

  另一方面,習近平強調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和方法科學地對待文化傳統,不能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要“善于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20)。與之前的思想觀點相比,習近平的新貢獻主要表現在對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闡釋上。“所謂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所謂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21)。

  其實,不管是創造性轉化,還是創新性發展,其目的都在于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不僅包括傳統美德的現代化,還包括治理智慧的現代化。可以說,習近平關于傳統文化的重要論述建立在他對中華文化深厚情懷的基礎上,這在實踐中表現為他大量使用經典的平易近人的語言風格,以及注重從歷史傳統中攝取治國理政養料的優良作風。習近平首次對有益于治國理政的傳統思想精華進行系統梳理,這種立足于當代的價值取向,有力地回擊了走“文化復古主義”路線的荒謬質疑。

  第四,繁榮發展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文藝作為上層建筑,是運用語言或者藝術手段來展現社會生活的意識形式。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深刻論述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工作對象、工作、學習等問題,對我國文藝政策的形成和事業的發展影響深遠。習近平同樣高度重視文藝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等場合較為系統地闡發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文藝建設的基本認識。

  基于新時代國內外發展大勢的審視,習近平提出“舉精神旗幟、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是當代文藝的神圣使命,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國夢,“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22)。在此高度上,習近平形成了一系列關于文藝的重要論述:一是指出文藝本質上是人民的文藝,人民需要是其存在之價值,人民生活是其創作之源泉,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二是強調中國精神是文藝的靈魂,要求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把愛國主義作為主旋律,努力從中華傳統美德中攝取營養;三是闡明鑄就精品是文藝工作的中心任務,提出適應網絡技術新變化,加強文藝陣地、團體和人才隊伍建設,把創新精神貫穿于生產創作全過程;四是認為黨的領導是文藝發展的根本保證,強調開展好文藝理論和評論工作,建立健全相關體制機制,推動文藝精品走出去(23)。

  這些論述與毛澤東的文藝觀是一脈相承的,同時又至少實現了兩方面的突破:一是強調中國夢是當代文藝創作的鮮明主題,重視以藝術化的形式來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凝聚中國力量;二是提出要大力發展網絡文藝、推動文藝界廉政建設、做好新的文藝組織和文藝群體工作等諸多新觀點。這些認識的產生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和現實條件,是中國共產黨面向新時代與時俱進發展文藝觀的體現。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原則

  文化建設與其他社會活動一樣,是一個遵循特定實踐規律的活動過程。習近平從多個維度揭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

  第一,堅持一元主導與多元發展相統一。以什么樣的理論來指導,關系文化建設的根本原則問題。思想觀念的多元化對主流意識形態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在意識形態領域,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思想不去占領,各種非馬克思主義、非無產階級的思想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就會去占領”(24)。在指導思想上必須一元化,發揮馬克思主義的主心骨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否認思想文化的多元發展。堅持在指導思想的一元化和社會意識的多元化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是習近平關于文化建設基本原則的首要認識。

  一方面,必須堅決維護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習近平多次強調,要老老實實、原原本本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就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等問題,進行多次集體學習,目的就在于科學闡述馬克思主義的新時代價值,從而鞏固它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此外,習近平還反復提出要強化“陣地意識”,特別是要搶占網絡輿論高地和加強高校意識形態陣地建設。

  另一方面,承認各種思潮存在的合理性,是尊重文化自身發展規律的體現,更是新時代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需要。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形成了我們黨的一個優良傳統。鄧小平指出:“只有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種意見表達出來,進行爭辯,才能真正發展馬克思主義。”(25)習近平繼承了這些認識,多次闡明營造健康寬松氛圍的重要性,主張保障不同觀點和流派的充分發展。

  如何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去占領思想輿論陣地,是當前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習近平作出了頗具新意的回答,認為思想輿論領域大致可分為紅色、灰色、黑色三個地帶,并強調采取不同策略對待它們。對于正面輿論構成的紅色地帶,應當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力和感召力;對于負面輿論構成的黑色地帶,必須善于進行批判和斗爭,盡量壓縮其生存空間;而對于處在二者之間的灰色地帶,有必要通過增強主導意識形態對現實矛盾的解釋力而把它“爭取”過來。

  總之,用馬克思主義引領多元社會思潮,既要求加快建構起有深刻學理底蘊的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以抵制“去意識形態化”的思潮,又要注意區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避免陷入“泛意識形態化”的泥沼。

  第二,堅持講黨性與講人民性相一致。“從本質上說,堅持黨性就是堅持人民性,堅持人民性就是堅持黨性,黨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沒有脫離人民性的黨性,也沒有脫離黨性的人民性。”(26)堅持二者的內在統一,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們黨發展文化的一條重要經驗。只有把體現黨的主張與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文化建設才能明確前進方向、站穩正確立場。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根本保障,對各項思想文化工作的成敗起著決定性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者歷來重視對各種錯誤意識形態的批判,鄧小平在1981年談到思想戰線上的問題時,就深刻批評一些文藝工作者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丑化是一種嚴重缺乏黨性的行為。習近平也指出,做好宣傳思想工作必須講黨性,這是決不能動搖的大原則。“要加強黨對宣傳思想工作的全面領導,旗幟鮮明堅持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27)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工作導向。唯物史觀告訴我們,文化建設必須堅持人民性。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文化,其實質是在文化建設中堅定人民主體意識。它包括兩重內涵,分別回答了“為了誰”和“依靠誰”的問題。在價值導向上,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協調,發揮文化建設為人民提供精神食糧的功能,更要做到提供服務與教育引導、滿足需求與提升素養相統一,“努力用中華民族創造的一切精神財富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28)。在主體力量上,要看到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29),從而最大限度地激發全民族的文化創造活力。這些闡發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重要論述的深厚人文關懷,實現了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

  第三,堅持改革創新與法治保障相結合。改革創新是激發文化創造活力的根本途徑,而完善的法治體系則是實現文化繁榮的有力保障。一方面,改革創新需要發揮法治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正如習近平所言:“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30)而另一方面,它反過來又能增強法律制度的完備性,促進法治的實施、監督、保障等過程,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現代化。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六大以來,我國文化體制改革逐步鋪開,當前已步入攻堅期,“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31)。面對這種利益固化的矛盾,僅依賴于文化領域或者其中某方面的改革顯然是難以奏效的。為此,必須凸顯改革的整體性與協同性,依靠體制機制創新來深化文化改革,圍繞“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來做好工作”(32)。把文化改革發展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視野下來把握,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的一個鮮明特色。

  習近平還首次明確提出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的觀點,創造性地發展了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思想。文化體制改革的縱深發展,離不開法治體系和法治能力的保駕護航,否則它就很容易偏離科學的軌道。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習近平多次強調發揮法治對文化建設的保障作用。為了實現文化治理的現代化,必須“建立健全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遵循文化發展規律、有利于激發文化創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文化法律制度”(33)。十八屆四中全會就從制定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文化產業促進法、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法以及加強互聯網領域立法等方面,對文化法治工作進行了具體部署。

  最后,強調堅持文化自信與交流互鑒相統籌。各民族都有反映自身特質和風貌的精神文化,這是文化多樣性得以存在的依據,同時它們又與其他文化發生必然聯系,這導致了文化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矛盾。在處理中外文化關系的過程中,“洋為中用”“求同存異”“相互尊重”是中國共產黨人一貫堅持的原則。

  習近平進一步提出了在堅定文化自信基礎上增強對外交流互鑒的觀點。一方面,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獨特創造,體現中國人民的精神特質和價值體認,堅定中華文化自信能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基于這種認知,他在道路、理論、制度自信之外新增了“文化自信”,并把文化自信當作靈魂貫徹于“四個自信”之中。與之前的思想相比較,這是習近平的一個重要貢獻。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其相互之間的聚同化異、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發展與增進各國交往的重要動力。“我們應該通過交流互鑒和創造性發展,使之在當今世界煥發出新的生命力。”(34)

  如果說前者折射出對待自身文化的態度,那么,后者則體現了對待異質文化的原則,二者的結合才是處理中外文化關系的科學取向。進一步講,這種結合是“雙向互動”的過程,增強文化自信有利于用中國精神、故事和聲音對外展示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而反過來亦然。這就啟示我們,當遭遇異質文化時,既要學會擇善而從、避免囫圇吞棗,又要注意警惕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不僅要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還要睜眼看世界……從中獲得啟發,為我所用。”(35)在他看來,這種虛心學習與積極借鑒有助于更好地保持和發展我們民族文化的特色,是“增強本國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條件”(36)。

  四、余論: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的內在邏輯與時代意義

  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思想的貢獻是全方位的、多維度的,包括戰略地位論、重點任務論、基本原則論等內容。這三部分內容之間有著嚴密的內在邏輯關系,依次回答了“為什么要建設”“建設什么”“怎樣建設”的問題。其中,戰略地位論是邏輯起點,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闡釋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價值,有利于提高人們投身文化強國建設的自覺性、主動性;重點任務論是核心內容,基于現實矛盾和問題揭示了新時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關鍵舉措,指明了推進文化繁榮發展的主要著力點;基本原則論是實踐指向,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遵循,為新時代文化建設確立了正確的準則和方針。這三大部分及其內部各要素構成了一個緊密關聯的有機整體,其相輔相成、相互滲透、相互作用,共同詮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要義。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是遵循文化自身發展規律的產物,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從理論上看,它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構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思想的新發展。習近平既繼承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文化發展的基本立場、思維方式與核心觀點,又根據新時代的變化為其增添了新的內容,豐富、發展和創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既與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所蘊含的價值取向和理論思維一脈相承,同時又依托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建構起富有特色的文化話語體系,開拓了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發展的新境界。

  從實踐上看,對文化建設戰略地位、重點任務和基本原則的闡明,對于切實增強文化整體實力、進一步推進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習近平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深刻總結和升華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現實經驗,是對新時代我國文化實踐面臨問題的理論回應。究其原因,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的時代意義得以彰顯,關鍵在于他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和解決文化問題,科學把握批判繼承與創造發展、價值導向與問題意識、戰略思維與微觀踐行、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立足本國與放眼世界等辯證統一的方法論。

  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彰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的現實價值,重點是做好這些論述的運用和創造性發展。一方面,要將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付諸實實在在的治國理政的實踐;另一方面,還應當結合新時代文化發展的新特點進一步對其進行調整和充實,并把二者動態地結合起來。這是我們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得出的基本結論,也是繁榮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面臨的一個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注 釋:

  ①《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7頁。

  ②《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77頁。

  ③《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牢記歷史經驗歷史教訓歷史警示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人民日報》2014年10月14日,第01版。

  ④《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頁注釋3。

  ⑤《習近平在會見第四屆全國文明城市、文明村鎮、文明單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先進代表時強調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鍥而不舍抓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人民日報》2015年3月1日,第01版。

  ⑥《江澤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0頁。

  ⑦《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0頁。

  ⑧胡錦濤:《在中國文聯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頁。

  ⑨習近平:《出席第三屆核安全峰會并訪問歐洲四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歐盟總部時的演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頁。

  ⑩《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0頁。

  (11)《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勢下宣傳思想工作使命任務》,《人民日報》2018年8月23日,第01版。

  (12)習近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黨建研究》2018年第9期。

  (13)《江澤民文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0頁。

  (14)《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465頁。

  (15)《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86頁。

  (1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68頁。

  (17)《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勢下宣傳思想工作使命任務》,《人民日報》2018年8月23日,第01版。

  (18)《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

  (19)《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為我國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有利條件》,《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4日,第01版。

  (20)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頁。

  (21)《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1頁。

  (22)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第02版。

  (23)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第02版;《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人民日報》2015年10月20日,第02版。

  (24)《江澤民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4頁。

  (25)《鄧小平文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2頁。

  (26)《學習習近平總書記8·19重要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頁。

  (27)《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勢下宣傳思想工作使命任務》,《人民日報》2018年8月23日,第01版。

  (2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64頁。

  (29)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第02版。

  (30)《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強調把抓落實作為推進改革工作的重點真抓實干蹄疾步穩務求實效》,《人民日報》2014年3月1日,第01版。

  (31)《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51頁。

  (32)《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90頁。

  (33)《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頁。

  (34)《習近平致信祝賀全球孔子學院建立十周年暨首個全球“孔子學院日”》,《人民日報》2014年9月28日,第01版。

  (3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06頁。

  (36)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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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周向軍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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