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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40年若干規律性問題認識
2019年11月22日 13:59 來源:《學術界》(合肥)2018年第11期 作者:常修澤 字號
關鍵詞:規律性問題/人的解放和發展/高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天地人生命共同體/“特”與“共”的包容

內容摘要: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不應為了從成績中尋求慰藉,更不應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把改革繼續推向前進。中國改革具有若干規律性:一個根本:超越“物本”與“權本”,把人的解放和發展作為改革的根本;兩相結合:社會主義一定要與人類共同文明的市場經濟結合,并適時由1.0版向2.0版的“高標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邁進;三維生命體:超越傳統的“工業文明”思維,構建“天地人生命共同體”;四方文明包容,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礎上,尋求“特”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共”的包容與交融。

關鍵詞:日韩Av妻不如妾wwwdddd83com規律性問題/人的解放和發展/高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天地人生命共同體/“特”與“共”的包容

作者簡介:

  摘 要: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不應為了從成績中尋求慰藉,更不應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把改革繼續推向前進。中國改革具有若干規律性:一個根本:超越“物本”與“權本”,把人的解放和發展作為改革的根本;兩相結合:社會主義一定要與人類共同文明的市場經濟結合,并適時由1.0版向2.0版的“高標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邁進;三維生命體:超越傳統的“工業文明”思維,構建“天地人生命共同體”;四方文明包容,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礎上,尋求“特”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共”的包容與交融。

  關 鍵 詞:規律性問題/人的解放和發展/高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天地人生命共同體/“特”與“共”的包容

  作者簡介:常修澤,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需思考一個命題:我們回顧總結到底為了什么?不為了什么?

  面對中國下一步更為艱難的改革,不應為了從成績中尋求慰藉,更不應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以便承前啟后,把改革推向前進。

  說到“把握歷史規律”,使人油然想到中國古代大思想家荀子的名言:“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①荀子的“常”指的是常規、規律。他告誡我們,倘適應“常”治國理政,則吉祥;反過來說,違反歷史規律盲目治國理政,則肯定兇險。可見,把握“常”(規律)是關鍵之所在。

  揭示中國改革開放的“常”(規律)是艱巨的,也是筆者難以勝任的。本文只是結合自己的學術研究,提出幾點對中國改革規律性問題的認識。

  一、一個根本:超越“物本”與“權本”,把人的解放和發展作為改革的根本

  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質是什么?筆者認為是人的解放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曾提出,在新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②并稱這是“新社會的本質”(1848)。1894年,恩格斯在給《新紀元》創刊號的題詞中強調,除了摘出這句話(“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③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恩格斯為什么唯獨摘錄這句話?為什么特意申明除了摘出這句話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這個題詞,可以說是恩格斯積其一生之體驗得出的最重要結論。

  筆者對這個命題情有獨鐘。1986年,曾向教育部高校青年研究基金項目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人本經濟學”的課題申請。④經過多年努力,出版了人本經濟學的著作《人本體制論》。⑤“人本”針對什么?一是針對“物本位”,二是針對“官本位”。

  “物本位”和“官本位”,是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兩個要害問題。正是這兩種“本位”的影響,形成了“金錢奴役”和“權力奴役”的“雙重奴役”。“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下,人的主體性被集權所壓制;在原教旨的市場經濟模式下,人的主體性被金錢所浸蝕。”⑥起于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從深層說,就是要擺脫“人的主體性被集權所壓制”和“人的主體性被金錢所浸蝕”的雙重奴役,以人本為導向來促進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按照此觀點,筆者認為,總結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績,第一位的,恐怕不在于經濟總量的大幅度增長或“翻幾番”,也不在于中國進出口總額和外匯儲備的大幅增加,甚至也不在于中國經濟在世界競爭力排行榜上位次的上升,這些無疑都是重要的,但是筆者第一位看重的,在于人的自身發展及其在現代發展體系中主體作用的發揮。

  正是基于這種思想,在中國改革開放20年(1998)時,筆者從“中國改革與人的發展關系”的角度進行了總結,在《獨立的人格力量與自主的經濟力量初露端倪》一文寫道:“可以這樣說,在向現代化邁進的過程中,中國人民尤其是其中的先進部分,開始以獨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經濟力量登上中國經濟舞臺”。“回顧20年的歷程,最突出的,我認為就是獨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經濟力量在中國大地的崛起。盡管這種力量還很幼小,還只是‘初見端倪’,但是它的生命力和影響力是不可估量的。”⑦今天,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筆者依然堅持認為首先應從這個視角審視改革。

  從這個視角總結,我們就會看到:“中國在改革之前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集權體制的弊端,最根本的一條‘是消磨人性’,是對人的自由發展的否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了解放生產力、解放生產關系、同時也解放人的自身的新紀元。”⑧

  這里有幾個標志性事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要“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⑨對這里講的“改革”,人們注意到了,這是很可貴的;孰不知,這里同時寫道:“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⑩這一點同樣可貴。

  同樣,1997年,中共十五大報告首次作出新的論斷:“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此,非公有制由“體制外”正式進入“體制內”,(11)這是對傳統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和實踐的突破,人們也注意到了。孰不知,十五大報告同時首次寫入“尊重和保障人權”,(12)并在此后將“尊重和保障人權”正式寫入憲法。(13)這一點同樣是帶有“突破”意義的。

  現在,雖然中國尚有幾千萬貧困人口,但在人的生存和發展權方面是有明顯進步的(特別是減貧事業),當然在人的自尊和人的能動方面尚有差距。習近平同志2007年在《之江新語》(14)中講過一段話:“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此處所謂“文化的人”并非一般概念的“文化人”,而是有特定含義的非物化的人性化的人。此處講的“單向度”的人,來自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一書。按照馬爾庫塞的闡述,“單向度的人,即是喪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發達工業文明的奴隸,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隸,但仍然是奴隸。因為決定奴役的‘既不是順從,也不是艱苦勞動,而是處于純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15)現在,相比之下,“人退化到物的境地”(“物本”)有所緩和,但是,“官本”還是比較嚴重。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之際,應該從“能動的、全面的人”的更高向度考慮問題。

  下一步瞄準什么?按照中共十九大的精神,應緊緊抓住落實“三權”(16):一是人身權。這次長春長生疫苗事件引起舉國震驚,表明人們對人身生命權的關注何等強烈。二是財產權,特別是民營企業的財產權。要嚴格保護產權,善待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近來,社會上有人發表了一些否定、懷疑民營經濟的言論(諸如“消滅”論、“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等等),是完全錯誤的。筆者在《包容性改革論》一書中曾提出“共同基礎論”。強調“產權體制創新:包容‘國有’與‘民營’”,(17)“國有與民營都該看成共和國的‘親兒子’”。(18)中央民營經濟座談會重申“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19)三是人格權,保障“每一個”個人人格的獨立、平等和開放。

  二、兩相結合:社會主義一定要與人類共同文明的市場經濟結合,并適時由1.0版向2.0版即“高標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邁進

  “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似乎是一個老命題,前40年的改革也有文件可循,然而,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在中國并沒有完全解決。“結合論”是一個需要持續關注、繼續探討的問題。

  1979年春改革開放啟動之后,當時中國面臨的突出問題是關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問題,即到底是繼續按照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或計劃經濟體制的變形“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慣性運作,還是另辟改革新路?如果走新的體制之路,那么,其理論依據是什么?此時筆者曾參與國家重點項目“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依據研究”(20)(谷書堂教授主持),就遇到關于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即形象地說,社會主義讓不讓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這個“媳婦”進門的問題。

  我們的“老祖宗”是堅決不讓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這個“媳婦”進門的。他們有句名言:“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那么商品生產將被消除。”(21)“消除”論講得斬釘截鐵。在“老祖宗”看來,公有制與商品經濟,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

  起于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變遷史上的一個創舉。它不拘泥于上述“老祖宗”這種“消除”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體制模式,而是大膽地讓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媳婦”進門,同時又不照搬當代某些發達國家排斥社會主義制度的模式,而是用中國人的世界觀和高超智慧,把社會主義(中國制度之“特”)與市場經濟(人類文明之“共”)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一個“特共一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在紀念改革開放40年之際,很需要用現代經濟理論和經濟哲學,從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戰略角度,理性地闡明現代中國為什么會造就出“這樣一種”而不是“那樣一種”經濟體制樣式,為什么實行“這樣一種”而不是“那樣一種”經濟形式和經濟關系,它的內在邏輯是什么,它的歷史突破點在哪里。

  倘要簡要概括歷史突破點,在改革開放40年中,突出的有“兩次開門、兩大戰略認定”:

  第一次開門,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率先開了“商品經濟”之門。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22)隨后,80年代的經濟改革迅速展開:國有經濟領域:從擴大企業自主權,到施行兩步“利改稅”和股份制改革;個體經濟:從“限制”到“允許”;私營經濟:從“非法”到獲得“合法”地位;“三資”經濟:從點到面展開。改革的春潮涌動起來。

  但是,歷史發展是曲折的,1989年下半年之后,中國的理論界和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懷疑甚至否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錯誤思潮,改革出現挫折。在此背景下,1992年的鄧小平南方談話及隨后舉行的中共十四大作出第一個戰略認定:確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按照其內在邏輯,經濟體制改革以旺盛的生命力繼續開拓前進。

  第二次“開門”,2001年中國加入WTO,向世界打開“參與經濟全球化”之門。中國政府按照入WTO的承諾,采取向國外投資者放寬市場準入等舉措,中國經濟逐步走上參與經濟全球化的路程。而經濟全球化則是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市場化。由于各種原因所致,一段時間內改革陷入膠著和停頓狀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作出第二個戰略認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中國共產黨文獻中第一次寫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論斷。并強調“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23)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已過去五年了,“市場決定論”迄今在理論上仍存在爭議,在實踐中也未能得到很好地貫徹和落實。在“市場決定論”白紙黑字、無法否定的情況下,理論界出現了與“市場決定論”相悖的“駕馭論”,即主張“政府駕馭著市場決定”,市場是個“傀儡”而已。假如讓“駕馭論”盛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勢必要大打折扣,計劃經濟體制的變形“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就會重新回來,這樣,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媳婦”即使進門,也難以“登堂入室”、最終淪為“婆婆”的“婢女”。這是與改革開放的大潮相背離的,也是與人類共同文明漸行漸遠的。

  言及“媳婦”命運,筆者不禁想到魯迅的“媳婦”朱安。雖然她是明媒正娶來的,但是因包辦原因魯迅并不愛她。魯迅曾對友人說,朱安不是他的夫人,只是他母親的夫人,是母親撫養他送給他的“禮物”,朱安度過了孤苦伶仃的一生。在中國,我們允許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進門”是有正式文件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和中共十四大),如“明媒正娶”一般,但是,要認真地問一句:中國社會到底“愛她”“不愛她”?她是不是一件別人送的“禮物”?她進入中國后會不會也淪為“婢女”而度過“孤苦伶仃的一生”?值得理性思考。

  改革開放的核心是什么?中國到現在為止的成就是改革開放的什么內涵帶來的成果?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方向要不要堅持?要不要升級?現在,這些問題都需要思考。筆者認為,改革開放的主調是打破傳統的計劃經濟及其變形“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模式,中國經濟迄今為止取得的成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的成果。在這個過程中存在的某些問題,是因改革不徹底、不到位帶來某些“夾生飯”所致。

  改革開放40年之后,面對新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方向不僅不能動搖,而且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更要進一步升級,這涉及對第二個“規律性問題”的認識。

  2018年4月以來,中國決策層多次重申:“中國開放的大門將越開越大”,(24)這不可避免地將帶來幾個重大的制度性變革:包括放寬和擴大市場準入、推進壟斷性行業改革問題;各種所有制“一視同仁、公平競爭”及相應倒逼國有企業“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問題;企業內部的勞資關系問題;完善各類產權的界定—配置—交易—保護制度問題;資本、土地、勞動力、技術和管理等各類要素市場化配置問題;政府自身管理體制改革及公正化問題;嚴格知識產權保護和環境保護問題等等,這就勢必要求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上推進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法制化進程。在此歷史的關鍵時刻,需要適時提出“由1.0版向2.0版即高標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邁進”的命題。這個命題即是1992年鄧小平預設的:“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5)包括在經濟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應是我們新的歷史使命。

  三、三維生命共同體:超越傳統的“工業文明”思維,構建“天地人生命共同體”

  改革開放前夕,中國的工業化尚處在初期階段。經過40年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按照國際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和庫茨涅茲的模型標準,(26)中國總體上已經處在由工業化中后期向“工業化后期”轉變階段,其中先進地區已經率先進入“工業化后期”。在這個轉折時刻,需要思考如何超越傳統的“工業文明”思維,邁向一種新的文明——生態文明的問題,這就涉及第三個規律性問題——構建“天地人生命共同體”的背景。

  在研究過程中,筆者是從“天地人產權”的“三維”角度逐步意識到這個命題的。《廣義產權論》第一要義即是“廣領域”產權。(27)廣領域廣到哪?“廣到天、廣到地,廣到人”,即從“物權債權股權知識產權等”進一步拓展到“天地人的產權關系大格局”(28):廣到天——環境產權;廣到地——資源產權;廣到人——人的各種產權。

  提出“天地人產權”這個命題,是試圖從產權角度為推進資源環境生態建設提供新的理論視角。在筆者看來,實現人類的綠色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可以有四條線路。其一,技術線路——通過低碳技術創新來控制和減少工業、建筑、交通和農業等領域溫室氣體排放;其二,結構線路——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其三,規制線路——通過法令、稅收(如環境稅)等政府管制或社會強制手段來促進可持續發展;其四,產權線路——通過建立包括碳排放在內的環境(天)的產權機制、地上地下資源(地)的產權機制等手段,用市場的辦法來促進可持續發展。以上四條線路中,特別要注意從制度角度,即從產權角度來研究和推進綠色發展。環境產權實則涉及“環境人權”問題,要在這方面下功夫。(29)

  “天地人產權”這個命題可從更廣闊的角度探討“天地人生命共同體”這個命題。中國的老祖宗曾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0)的“天人合一”(31)的哲學理念,這是中國人的大智慧,也是中國人向人類文明貢獻的寶貴成果。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此是認同的,并結合歐洲情況做過論述。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就講過“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當他們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護的樅樹林砍光用盡時,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就把本地區的高山牧畜業的根基毀掉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同時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32)恩格斯在這里用形象的筆觸揭示了“天”(氣候,環境)、“地”(山地,森林)與人之間的內在聯系。

  當代人類對生態文明的認識越來越深刻。美國學者懷特在《我們的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33)一文中指出,“人類中心主義傳統是現代西方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圍繞生態危機的深層根源、自然存在物的內在價值、人對自然的道德義務等需要進行深刻反思。

  中國改革開放40年間,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快速的(從1978年的0.36萬億元到2017年的82.7萬億元),在世界競爭力排行榜上位次是突飛猛進的,但是,環境資源的代價又是沉重的。在總結改革開放40年業績時,不能只看GDP增長而不看付出的成本。這條以環境資源為沉重代價換取GDP盲目增長的老路不能繼續下去了。

  天有生命,地有生命,人有生命,萬物皆有生命。習近平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曾以“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為例,闡述“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34)喚起人們“生命共同體”的意識。到今天這個世界,生態文明乃繼工業文明之后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我們應該超越傳統的“工業文明”思維,在更大范圍構建“天地人生命共同體”,這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都是有意義的。

  四、四方文明包容: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礎上,尋求“特”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共”的包容與交融

  研究中國40年的改革,需要“縱坐標”和“橫坐標”,前者指歷史眼光,后者指世界視野。從世界視野看問題,核心是文明包容問題。

  中國人對“文明”一詞并不陌生。古代《周易》就有“文明”的記載(即:“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文明”何意?《尚書》注曰:“經天緯地曰文,照亮四方曰明”。從“天下文明”的角度審視,人類文明是多元的。德國著名哲學家、文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認為,文化是多元的、多中心的,各種文化是平等的、等價的。他曾經說過:“我看到的是一群偉大文化組成的戲劇,其中每一種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從它的土生土壤中勃興起來,都在它的整個生活期中堅實地和那土生土壤聯系著;每一種文化都把自己的影象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類身上;每一種文化各有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這里是豐富多彩,閃耀著光輝,充盈著運動的,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發現過它們。”(35)斯賓格勒這里接連用了三個“每一種文化”,深刻反映了文化的多元性和平等性,這就為“豐富多彩”的“文明交融”構建了堅實的基礎。

  如果不是從絕對意義而是從相對性的角度來理解,人類的共同文明是存在的。如中國古典哲學講的“天人合一”“和為貴”等等,倡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相處。這種價值適用于所有的人群,對此不能持虛無主義態度。西方發達國家文明中的精華,加上發展中國家包括東方文明的精華,等于人類的共同文明。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兩大浪潮,正在使多樣化價值理念之間發生頻繁的交集、碰撞和融合。筆者把這個命題的解,稱之為“文明融合論”。

  新階段應致力于實現中華文明與人類其他文明的包容和交融。現代中國確實有獨特的東西,比如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中國的百年奮斗目標等,這些應該承認,不能否定的,但是,在講這些“特”的東西時,建議要實事求是,拿捏得比較準,在宣傳上不應該盲目夸大,內涵上不應無節制地延伸,操作上更不要僵化和簡單化,現在把復雜問題簡單化了,需要復雜性思維。

  推進改革開放,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關鍵字是個“特”字。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按照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還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36)這“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性思維”。(37)這里面的關鍵字是“共”字。這就帶來一個“特”與“共”的關系問題。如何從理論和實踐上挖掘二者的內在聯系,做到特中有共,共中有特?建議將“特”與“共”整合起來探討,融合起來研究。既然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肯定有人類共同的東西在里面,共同的規律在里面。我們的解釋可以和別人有所不同(如上所述的定義),但無論如何不能說沒有人類共同的價值取向。近幾年人們回避、否定,個別人甚至批判“人類共同的價值取向”,是不對的。怎么會沒有“人類共同的價值取向”?否則,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沒有根基了。

  馬克思早年就曾經說,世界是“千姿百態”的,“玫瑰花”和“紫羅蘭”各有自己的芳香,我們“并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他反問道:“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38)他直接說的是“精神”,用之于社會文明的分析,是同樣適用的。

  2013年,筆者曾出版了一部《包容性改革論》,其中提出:“21世紀的文明史,將昭示一條規律:包容性體制總體優越于排斥性體制”。(39)怎么樣增強中國改革的包容性?怎么樣增加中國經濟體制對內對外的親和力?是下一步需要探索的大問題。

 

  注 釋:

  ①[戰國]荀況:《荀子·天論第十七》,轉引自《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荀子》,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②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紀念版”,第51頁。

  ③恩格斯:《致卡內帕》(1894年1月9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9頁。

  ④常修澤:《社會主義人本經濟學的初步構想——課題申請報告》(1986),見常修澤:《人本體制論》,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年,第33頁。

  ⑤常修澤:《人本體制論》,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年。

  ⑥常修澤:《人本體制論》“題記”,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年。

  ⑦⑧此文系作者為《中國改革與發展的制度效應》一書撰寫的“作者感言”,見韓志國、樊綱、劉偉、李揚主編:《中國改革與發展的制度效應》,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

  ⑨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11)(12)中共十五大報告:《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1頁。

  (13)2004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

  (14)習近平:《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15)[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中譯本),劉繼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205、28頁。

  (16)中共十九大報告:《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17)(37)常修澤:《包容性改革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90、10頁。

  (18)常修澤:《國有與民營都該看成共和國的“親兒子”》,《北京青年報》2013年11月22日。

  (19)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2018年11月1日),《人民日報》2018年11月2日,第2版。

  (20)谷書堂、楊玉川、常修澤:《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價值規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21)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3頁。

  (22)《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23)《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24)習近平:《開放共創繁榮創新引領未來——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2018年4月10日,海南博鰲),《人民日報》2018年4月11日。

  (25)《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頁。

  (26)參見常修澤:《人本型結構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8頁。

  (27)常修澤:《廣義產權論》,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年。

  (28)常修澤:《天地人產權論——當代人的發展多維產權探討》,《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新華文摘》2011年第17期轉載。

  (29)常修澤:《以人的發展為核心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經濟參考報》2017年4月19日。

  (30)老子:《道德經》,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31)莊子繼承了老子的思想,見老子集解《大宗師》。

  (3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頁。

  (33)LYNN WHITE,JR.,“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Science,May 1967 Issue.

  (34)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見《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35)[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導言第39頁。

  (36)中共十八大報告:《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頁。

  (38)馬克思:《評普魯士最新的書報檢查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39)常修澤:《包容性改革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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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常修澤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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