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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論反思
2019年11月22日 14:26 來源:《湖湘論壇》(長沙)2018年第6期 作者:鄧純東 字號
關鍵詞:文化治理/全球化/社會治理/現代化

內容摘要:日韩Av妻不如妾wwwdddd83com在當今時代,伴隨不可逆轉的全球化趨勢,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交流、爭鋒、融通越發頻繁,其影響力也日益擴大,已經成為社會治理體系的內在構成要素。實現社會治理的現代化,除了加快經濟、政治領域的轉型,還要從文化方面著手,推動文化治理體系的建立和文化治理能力的提升,把我國建設成為文化強國,有效應對來自外部的文化威脅以及內部的文化矛盾。

關鍵詞:日韩Av妻不如妾wwwdddd83com文化治理/全球化/社會治理/現代化

作者簡介:

  摘 要:在當今時代,伴隨不可逆轉的全球化趨勢,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交流、爭鋒、融通越發頻繁,其影響力也日益擴大,已經成為社會治理體系的內在構成要素。實現社會治理的現代化,除了加快經濟、政治領域的轉型,還要從文化方面著手,推動文化治理體系的建立和文化治理能力的提升,把我國建設成為文化強國,有效應對來自外部的文化威脅以及內部的文化矛盾。

  關 鍵 詞:文化治理/全球化/社會治理/現代化

  作者簡介:鄧純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研究員、博士后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骨干計劃”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研究》主編。

 

  20世紀中葉以來,經濟上的全球化、政治上的多極化趨勢愈演愈烈,與之相適應,在思想文化領域,呈現由少到多、由弱到強的發展狀態。多元文化在相互交流、取長補短的過程中,同樣存在水火不容、分庭抗禮的現象,給國家意識形態建設帶來潛在威脅。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強調:“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1]由此可見,文化已經成為我國社會治理體系的內在構成要素,推動其走向現代化,事關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一、全球化多元文化的“文化爭端”與“文化沖突”

  文化的交流總是伴隨著爭端和沖突,正是在文化的爭端和沖突之中,不同樣態的文化得以取長補短、實現融合。自文明產生以來,雖然也有弱勢文化被強勢文化消解的現象,但其規模和范圍都是有限的,直到全球化浪潮的興起,多元文化的“文化爭端”與“文化沖突”才成為備受關注的熱點問題。

  (一)經濟全球化帶動文化全球化

  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強烈刺激了早期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隨后,近代革命開啟的現代化進程又推動市場向全球的進軍。直到20世紀80年代,科技革命日新月異,憑借現代高科技所提供的通信技術與交往手段,跨國公司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地配置資源,全球化已經成為勢不可擋的浪潮。全球化是各民族國家之間建立在金融和生產一體化基礎上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同質化過程,給人類經濟、政治、文化諸領域帶來深刻的變化,但影響并非都是有利的,“也是一個侵犯國家主權、侵蝕當地文化和傳統、威脅經濟和社會穩定的一個有很大爭議的過程”。[2]從某種意義上講,全球化就是全球資本主義化,即西方經濟、政治、文化向全球滲透和蔓延的過程。由于生產、金融、投資經營、信息網絡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凸顯,其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必然帶動輻射國家思想觀念的更新和改變,各國文化擺脫地域的限制,實現全球化。

  首先,資本的世界性流動導致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馬克思早就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3]276由于生產、金融、投資的全球化,特別是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使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駛入了市場經濟的單行道。伴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本主義成為一種真正的全球現象,商品經濟、資本積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的邏輯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其次,跨國人際交流的空前頻繁帶動了各民族文化的全球互動。在全球化態勢下,經濟、政治、軍事、科技、文化、體育、衛生等領域的跨國交流和人員流動極為頻繁,如各國首腦和官員的會晤、企業管理者和科技人才的交流、留學生的引進、勞動力的輸入輸出、專家學者和醫療衛生人士的訪談、體育運動員的競技、各種形式的對外援助活動以及民間的跨國觀光旅游等。在這種情況之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3]276作為各個民族文化活動的物質載體,每個人都是該民族文化活動的縮影,因此,人員流動成為民族文化對外傳播的過程。跨國性的人口遷移和流動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處在一起,必然帶來不同文化之間的全球互動。最后,信息的全球化流動促進了各種文化面對面地直接“遭遇”。

  計算機問世之后,信息技術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響和改變人類社會,信息產業得到迅速發展,人們享受著信息技術革命所帶來的豐碩成果。為了使社會不斷邁向現代化、信息化,克林頓提出建設信息高速公路,且這個方案引起其他國家效仿。隨著互聯網的出現,信息技術已經滲透到世界上的每個角落、每個領域,計算機、互聯網和光纜、衛星等現代通信手段結合起來,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網絡社會。互聯網打破了時空界限,克服了傳統人際交往的相對獨立性,把社會各部門、各行業以及各民族、各地區連成一個整體,創造出一個“虛擬社會”。互聯網的發展非常迅速,日益成為世界各國經濟、文化交流和科研、教育、傳媒等領域的重要手段,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掀起一場數字化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沖擊力深刻地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直接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思維框架。互聯網信息傳播的高效性、便捷性和交互性,使不同民族、地區的文化發生直接“遭遇”和碰撞,相互交織、相互激蕩。

  (二)多元文化存在著爭端和沖突

  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由于現代技術的迅猛發展,各國文化的交流已經成為可能并日益深入,與經濟領域的發展樣態相似,文化也在全世界流動、共享。文化全球化是指不同國家、地區、民族的文化超出國家、地區、民族的邊界進行交流、碰撞和融合,最后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基礎上,形成一種超越社會制度、超越意識形態的普遍價值認同的一體化狀態。也就是說,文化全球化是一個包含且并不排斥異質化的同質化過程,是一個包含且并不排斥本土化的全球化過程。毫無疑問,在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全球各文化體系相互開放、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廣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有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它把人們置身于多元化的文化景觀中,使人們在相互比較中重新審視本土文化的價值旨趣,通過借鑒其他民族文化的合理之處不斷豐富、提升自己,使世界文化呈現各美其美的發展樣態。然而,與經濟全球化的高歌猛進不同,全球文化的同質化過程卻舉步維艱。“經濟全球化不僅沒有牽引出全球化的同質文化,反而對文化民族性與世界性緊張關系有所激發。”[4]由于各個民族在話語習慣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過程,經常不可避免地伴有爭端和沖突。正如塞繆爾·亨廷頓所說:“在冷戰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多極的和多文化的。”[5]

  但是,不同文化之所以發生不可調和的爭端、沖突,并非因為它們之間正常的交流機制和活動,而是因為西方國家憑借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有利條件,意圖控制和打壓外來的弱勢文化。由于西方在經濟、政治、教育和科技方面占據絕對優勢,它在文化上也處于強勢地位,具有話語權,成為“文化帝國主義”或“文化霸權主義”“作為帝國主義普遍進程中的組成部分和結果,文化帝國主義是某些經濟上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得以向其他國家系統地推展其經濟、政治與文化控制的方式。……在這種運行方式下,發展中國家的本土文化遭到外國文化,常常是西方文化的控制、不同程度的侵犯、取代的挑戰。”[6]近年來,西方國家通過各種手段,向落后國家大量灌輸自己的文化產品,使這些國家的社會成員出現對民族文化的認同危機,接受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顯然,西方的這種文化帝國主義和文化滲透入侵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非西方弱勢文化的頑強抵抗,從而引發劇烈的爭端和沖突。由此不難看出,全球化所帶來的多元文化爭端和沖突實質上是現代化和西方化的沖擊,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就是美國化的沖擊。在當前多元文化的爭端與沖突之中,不僅發展中國家受到美國文化的強勢入侵,就連美國的盟國也難以獨善其身。據報載,近年來文化產業在世界經貿中的比重激增,美國憑借其優勢,特別是在多媒體、互聯網絡、衛星電視等方面的強大勢力,以貿易自由化為借口,積極打入他國文化市場,既滲透文化又獲取實利。美國的近鄰加拿大首當其沖、深受其害,其95%的電影、93%的電視劇、75%的英語電視節目和80%的書刊市場主要是為美國文化產品所控制。加拿大政府對此深為憂慮:如果聽任美國文化大舉入侵,加拿大文化就有被美國文化湮沒的危險。對此,加拿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護本國文化的舉措。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法國,法國電影界人士曾經大力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護本國的電影業,阻止美國好萊塢的大肆入侵。

  二、中國社會發展的文化矛盾與社會成員的文化需求

  “認清與解決新時代文化領域涌現的新矛盾,是為落實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創新戰略藍圖必須要走的艱難路徑。”[7]在當今時代,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展開以及國內對外開放格局的不斷拓展,中國社會發展面臨多重的文化矛盾,包括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矛盾、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矛盾、主流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矛盾、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矛盾。基于這些文化矛盾,先進文化成為社會成員普遍的文化需求。

  (一)中國社會發展面臨多重的文化矛盾

  1.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矛盾。作為人類精神產品的結晶,文化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既沒有完全超越民族性質上的世界文化,也沒有完全游離世界文化之外的民族文化。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表明,任何文化都是雙重的,是差異與相通的統一。一方面,由于各民族文化都根植于不同的土壤之中,語言系統、概念術語、話語方式和主體感受、價值取向、人生追求等的不同使得它們在內容、形式上具有本質區別,所以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之中,中華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進行廣泛的接觸和交流,必然會產生碰撞、矛盾、沖突。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又具有世界意義,使得它們在接觸和交流的過程中,強勢文化借助信息的擴散性和滲透性,以勢不可擋的力量和速度打破任何民族壁壘,同樣引發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兩者之間的對抗。就這種文化矛盾,對于劣勢國家和民族來說,它們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民族文化危機。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之中,外來文化通過多種渠道遍布到世界各個角落,不僅改變了人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也使伴隨著新的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而來的政治制度發生震蕩。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的變化引起外來思想觀念的擴張,使得民族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面臨崩潰的危機。

  2.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矛盾。東方文化主要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文化,而西方文化主要是以歐美文化為代表的文化。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由于地理疆域的阻隔,遵循各自的內在邏輯而不斷演進,兩者之間雖然也有交往和互動,但是從總體上說并不具有經常性、穩定性、持續性,所以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兩種文明模式。然而近年來,由于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展開,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的地域界限逐漸打破,借助經濟全球化的交往平臺,兩種文化實現了深度接觸、親密交流,原有的和平狀態也被緊張狀態所代替,碰撞與沖突成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實際上是錯綜復雜、與時俱變的。從文化交流的角色來說,東方文化有時以輸出為主,有時以接受為主;從文化關系的性質來說,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一面是相互抵觸、彼此對立的關系,一面是相互吸收、共同豐富的關系。長期以來,東方文化在世界文化體系中處于領先地位,借助器物、制度、思想傳播到全球各地,極大推動了世界文明進程。而從資本主義崛起之后,世界文明進入全球化時代,西方現代文化長驅直入、所向披靡,東方文化卻因固守田園牧歌而日趨衰落,文化的接受狀態取代文化的輸出狀態。

  3.主流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矛盾。經濟全球化推動資本和市場的無限擴張,在對民族經濟起著破壞作用的同時,也使民族文化發展的地域限制受到空前沖擊,在此過程中,文化實現了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和整合。由于市場體制、規范與其相適的價值觀念日益結合;成為人們調節經濟運行的基本手段,文化產業迅速崛起,文化逐漸淪為商品,走向市場化、商品化、產業化之路。文化的市場化、商品化、產業化,既對文化的長遠發展不利,同時也益于促進文化的繁榮創新。大眾文化現已成為強大的文化力量,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形成前所未有的文化潮流,文化的娛樂功能、消費功能、休閑功能被過分強化,而它的認識功能、教育功能、審美功能則被推到了次要地位。因此,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必然貫穿著主流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矛盾。強調國家利益、意識形態的主流文化同強調市場導向、感性娛樂的大眾文化并存,使得兩者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市場化作為經濟騰飛的必由之路,已經成為國家的發展模式,與此同時,必須弘揚主旋律,絕不能因為市場化的消極影響導致人們思想觀念的多元混亂。

  4.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矛盾。科學文化是人們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形成的科學知識、科學思維、科學精神,與之相對的便是人文文化。不管在哪個國家,文化是以生產力為基礎的,擁有“第一生產力”之稱的科學技術所代表的文化是基礎性的文化。科學文化應當與人文文化相互融合,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出現了兩者的分裂和異化。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實現突飛猛進的同時,人文文化的發展陷入尷尬境地,同科技文化發生對抗、沖突,并且這種對抗、沖突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愈演愈烈。對于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現代化是在“一體化”的世界格局中,尤其是在西方已經走出現代化并開始向后現代過渡的環境下起步的,這種歷史錯位所導致的失衡與混亂就是無法揚棄西方工業文明乃至后工業文明的一切弊端而去享受它的優秀成果,直接進入工業文明。這些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同樣出現了西方工業國家的這種“現代病”,表現為:科學文化的發展與應用雖然促進了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也帶來了諸如工具異化、生態失衡等負面效應,“放棄對人的個性和自我本真的掌控,缺乏對人的現實映射和意義世界的終極關懷,使人逐漸淪落為社會系統中的一個簡單工具”,[8]造成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尖銳矛盾。

  (二)先進文化符合社會成員的文化需求

  “先進文化”的概念,是江澤民在2001年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內容提出來的。“發展先進文化,就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9]所謂先進文化,就是與各個民族所呈現的生存狀態相互契合、同步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切身需要,體現各個時代鮮明特色的那些文化。先進文化發展成熟后,就會成為推動這個社會不斷前行的巨大潛力,通過它所傳遞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對人們進行全面培養,規范其言行舉止,從而在社會上保持共識和增進認同。從本質上講,先進文化揭示的不是現實社會“是什么”,而是“應如何”的價值觀念,因此,它必將引導現實社會向何處發展。從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來看,每種社會形態在誕生之前,事實上已有支撐它的先進文化規定了方向。由價值觀念支撐起來的先進文化,不僅對建立社會制度具有價值指引,也為制定道德規范提供價值標桿。新社會的建立和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將藏于先進文化中的價值觀念制度化、規范化的過程。

  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晶,先進文化是能夠順應社會未來發展趨勢,為社會文明進步提供思想上、精神上鼓舞作用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揭示出人類社會從低級邁向高級,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歷史規律和發展趨勢。毫無疑問,當代中國的先進文化,從根本意義上講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由我國現階段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各方面的條件狀況所決定,當代中國的文化樣態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文化有著本質區別。同時,它與社會主義中級、高級階段的文化尤其是與共產主義文化相比,在理想信仰、價值原則、倫理道德要求的實現程度、層次、范圍上又有較大差別。它符合我國現階段的經濟、政治狀況及要求,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符合當今社會發展進步的潮流,有利于推動改革開放,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有利于提高人的綜合素質和能力,使人的全面發展理想得到最終實現,有利于推進現代化建設,促進社會不斷進步。因此,當代中國先進文化的特質內涵可以概括為:它是民族性與世界性相統一的文化;是彰顯人民集體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文化;是弘揚科學精神與倡導人文精神相統一的文化;是適應市場經濟和推動現代化進程的文化。

  當前,中國的建設事業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先進文化得到廣泛傳播,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國的文化發展仍然面臨諸多挑戰。我們黨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不僅是其根本性質的內在要求,也是黨保持先進性的文化根基。當代中國先進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現在:它把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創新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統一起來,把引導人們認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與認同變革完善這些制度的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統一起來,把對外來文化的高度警惕與合理借鑒統一起來。進入新時代,在加快文化建設的過程中保持正確的發展方向,使得文化領導權始終掌握在黨的手中,是黨正在面臨的巨大難題。

  三、文化成為社會治理體系的內在構成要素

  文化有其政治的維面,同樣,政治也有文化的維面。文化作為社會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其社會治理作用逐漸廣為人知。

  (一)文化治理的內涵及演進

  文化治理是治理理論在文化領域中的延伸和應用。關于“治理”的內涵,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著作,是對古希臘城邦公共事務治理經驗的反思與表達。根據“治理”的概念,針對文化領域的行為,引申出“文化治理”。所謂文化治理,不僅涉及社會治理的文化向度,還影射它的綜合性特征,是指統治者在其權力運作的相關場域,通過各種觀念意識的表達和實施,對社會資源進行分配、對政治生活參與主體的思想和行為施加影響,借以達到維護社會穩定、鞏固政治統治,最終實現整個社會有序運轉的一種治理機制。作為政治生活中的掌權者分配整個社會文化資源的一種策略,文化治理本身就具有工具屬性。“文化既不是治理的目標,毫無疑問,也不是它欲顛覆的對立面;毋寧說,文化是治理的工具。”[10]文化治理就是國家在文化生活領域進行社會管理的途徑選擇,與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管理相比,它具有更加全面、更加系統、更加高效的特征。首先,統治性文化治理是國家吞沒社會、社會隱于國家的社會結構和呈現國家話語的文化政策兩者之間的連接紐帶,是文化治理的初始階段。在統治性文化治理中,文化成為政治的延伸,“絕對國家”通過對文化行為進行有效規范,實現其在文化領域的統治權,可以稱之為“文化統治”。其次,彌散性文化治理是市場化傾向的社會結構和呈現市場話語的文化政策兩者結合的產物,是文化治理發展最為快速的階段。文化不再被簡單當作政治統治的憑借,其經濟潛能得到挖掘。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使得市場化、經濟化成為社會發展趨勢,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逐步上升,并且與經濟結合起來成為文化產業,實現了“文化生產的資本化”。最后,合作性文化治理是具有公民社會特征的社會結構和呈現公民話語特征的文化政策兩者結合的產物,是文化治理的發展方向。政治生活的發展和公共領域的擴大,使得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邊界逐漸模糊,兩者由對立走向合作。與此同時,文化政策的主體除了政府以外,還有各種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呈現出公共話語特征。

  (二)文化治理是社會結構和文化政策的中介

  社會結構在文化治理的過程中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關于文化治理與社會結構的研究,開始是同文化和社會之間關系的研究相重合的,而到了近代,眾多學者將它們分離開來進行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者就是涂爾干。在涂爾干的研究中,文化的象征意義被發掘,無論是在宗教研究還是在社會類型的研究中,文化與社會結構發生了聯系,它們之間不是建構與被建構的關系,而是解釋社會結構與象征秩序的關系。在文化治理與社會結構的關系中,文化治理既是文化系統的組成部分,也是政治系統的有機成分,而社會結構則扮演著提供社會環境的角色。社會結構的本質就是,國家與社會將對總體資源進行合理分配,而資源分配直接關系社會的運行模式和治理模式。社會結構通過調整國家與社會兩者間的相互關系,改變著它們對于文化治理結構的作用強弱,進而規范社會資源的分配問題,使得文化治理結構中的治理主體、權力關系和治理效應發生著復雜變化,也就實現了“統治性文化治理”向“彌散性文化治理”“合作性文化治理”的歷史變遷。文化政策是文化治理結構在特定時期的外化,通過政策話語的變化表征文化治理結構的變遷。作為國家總體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文化政策是與整個國家的政策相吻合的。文化政策的話語是指某個階段,文化政策關注哪些領域、哪些群體,又希望這些群體表現何種狀態。在統治性文化治理中,文化政策的話語主要表現為“國家話語”。國家是文化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文化政策更多體現為國家發布命令,其他機構按照要求執行的權力關系。在彌散性文化治理中,文化政策的話語主要表現為“市場話語”。市場化和資本化成為這個階段文化政策關注的焦點之一,文化的經濟功能得到充分發揮,但是文化政策的統治意味并未消除。在合作性文化治理中,文化政策的話語主要表現為“公民話語”。文化政策不僅要實現國家的文化統治,還要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促進整個人類和社會的健康發展。文化治理受制于社會結構,而在社會結構中,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成為影響文化治理的直接因素。文化治理的治理主體、文化治理的權力關系、文化治理的治理效益三個方面的不同表現,可以為我們界定不同階段的文化治理結構,不同的文化治理結構又外化為不同的文化政策話語,于是,“社會結構——文化治理——文化政策”之間的關系躍然紙上。

  四、文化領導權與當代中國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構建

  掌握黨的文化領導權,是鞏固政治統治、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黨的文化領導權不是從天而降的,必須要通過加強文化治理,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才能將其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黨的文化領導權來自文化治理

  “文化領導權”理論最先是由葛蘭西提出來的。他認為,“領導權概念實質上表明的是一種思想的社會關系,即某一階級或社會集團的世界觀、道德觀等思想理論主張,在社會的精神領域中占支配地位而體現出的一種精神力量”。[11]文化領導權,從本質上說,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運用能夠體現其意志和利益的思想文化行使國家權力,它不是通過強制手段獲取和鞏固政權,而是發揮意識形態、思想觀念以及道德規范的指導作用。文化領導權的獲得,要在社會上開展宣傳教育、說服引導工作,爭取得到廣大民眾對于階級文化的真心認同和自愿服從。由此可見,作為無產階級的一種革命戰略,文化領導權理論與以往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革命理論存在根本區別,其核心問題就是,無產階級若想掌握整個國家政權,先實現其對國家思想文化領域的領導。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特別強調了思想文化或者意識形態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不管是在東方國家,還是在西方國家,不管是在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文化領導權問題都是執政黨非常關心、努力建設的重要課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發生了巨變,不僅經濟實力顯著增強,躍居世界第二位,民主政治不斷發展,依法治國取得明顯成效,而且文化建設也得以推進,成為國家之間對抗、競爭的關鍵。因此,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執政黨必然更加重視文化領導權。這既是推動思想文化進步的需要,也是實現國家整體發展的需要。只有把文化領導權抓在手中,各國執政黨才能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中掌握話語權,領導廣大人民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特別是應對來自西方敵對勢力的文化侵蝕、思想滲透。中國共產黨重視和加快文化領導權建設,不僅能鞏固其在政治上的領導權和主導權、提升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維護文化領域安全甚至國家整體安全,還能筑牢黨的群眾基礎,集中各方力量和智慧投入到新時代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之中。因此,在努力規避風險、主動迎接挑戰、推動社會發展、維護人民利益等各項社會主義實踐活動之中,文化領導權是我國執政黨必須首先考慮清楚的問題,也是我們在新的時代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前提。

  中國共產黨掌握文化領導權,必須對中國文化加強治理,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國的文化治理就是在黨的領導之下,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大主體共同投身中國文化的建設工作,推動其不斷走向創新、繁榮、發展之路。習近平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12]由此可見,文化治理體系的建立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文化治理是通過熏陶、引導的方式,多元并舉、協同共治的實踐,最終實現價值整合和文化認同,是從民族精神、時代精神、文化價值體系的構建和發展切入的根本性治理。當前,加快實現中國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要著眼于國家民族發展大局,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用中國精神凝魂聚氣,在全社會樹立和培育共同理想,努力通過文化產品不斷增強民族認同的精神紐帶和自強不息的精神動力,從根本上引導人民聚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之下。這不僅需要構建文化治理的體制機制和法律法規,還需要文化治理的主體不斷增強運用法律制度促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良性運轉的能力。推進中國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一項相當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立竿見影,因此要主次明確、有所側重,找準突破點或著力點。

  (二)文化治理現代化的構建思路

  1.改革文化體制機制,實現參與主體的多元化。作為社會治理的內在構成要素,文化治理表明政府的文化職能已從傳統管理轉變為現代治理,這不僅能夠增強我國文化的創新、創造活力,繁榮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升我國在文化上的競爭實力,同時,建立有效的文化治理體系和掌握高超的文化治理能力,也是國家治理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實現中國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環節,就是科學界定政府角色,建立多元主體參與機制。文化治理有別于文化管理,其中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通過尋求具有創造性的文化增生范式,實現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多樣性發展。因此,政府必須立即轉變過去的管理職能,加快推進簡政放權,在文化資源的配置中管住該管的、放開該放的,切實擔負起它對文化發展的協調、平衡、監管和評估責任。政府要加強文化體制機制頂層設計,注意預防并及時化解文化矛盾,把握文化發展的主動權,實現“由辦文化到管文化,由微觀到宏觀,由面向文化部門到面向整個社會和公民”等“三個轉變”,支持、鼓勵和引導各種文化主體的自我成長、社會參與,形成民主平等交流的文化氛圍,使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得到切實滿足。

  2.完善文化政策和法規,提高文化治理法治化水平。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13]推動政府文化職能的轉變,即由文化管理轉變為文化治理,使現代文化市場良性運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有章可循、減少失誤,必須建立科學完備的文化法律法規。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和地方行政機構都制定了大量具體性文化法規和政策,但是從整體情況來看,文化法制建設仍然存在欠缺之處。比如,針對文化領域制定的法律法規缺少指導性和可操作性,在處理實際問題的過程中常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只能依靠政府的臨時干預和主觀判斷,缺乏科學性、民主性;在文化法制建設的實踐中,將其基本點放在文化行政管理上,加強對文化領域的管控力度,忽視文化發展的內涵和價值。實現具有人治、行政色彩的文化管理向法治、服務特征鮮明的文化治理轉變,必須建立系統的法律法規作為保障。這就要求,在文化產業振興等方面建立科學的法律法規,加強地方文化立法,提高文化治理法治化水平。

  3.鼓勵文化內容創新,滿足多層次多樣性需求。不同民族、地區的文化具有差異性,即在內容、風格、形式、體裁上的多樣性。隨著經濟體制的變更、社會結構的升級以及國際交往的加深,文化獲得了較之以往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多元化也日益顯現。我國在傳播主流文化的過程中,也滋生了非主流文化。文化治理必須正確處理主流文化與多元文化的關系,用主流文化引導多元的文化思想和文化樣態,防止泥沙俱下。但是在當前中國,文化領域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主流文化的引導作用還沒深入人心,內容乏味、形式單調,多元化又不能做到精品化,這就為各種不良文化乘虛而入提供了機會。因此,政府在文化治理的過程中不僅要堅持“二為”方向,還必須回歸“雙百”方針,在引導主流文化、發展先進文化,增強中華文化闡釋力和凝聚力的同時,注意世界文化的發展趨勢,堅持改革創新,滿足我國人民多樣的文化需求。

  4.充分利用信息化平臺,推動文化服務均衡性發展。當前,我國各個地區的文化發展狀況并不均衡,無論城鄉、區域還是階層之間都出現了明顯的“文化鴻溝”,特別是城鎮居民享受到的文化成果遠高于鄉村居民;從東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公共文化建設水平漸次低落。2015年1月,中央印發文件,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比較完善的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動革命老區等四大地區公共文化建設實現跨越式發展。在信息時代,政府文化治理更加具有廣泛參與性,作為超越時空束縛的平臺,互聯網以鏈接性和多中心為結構特征,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人類社會的組織架構。信息時代的這些特征,為推動我國文化服務均衡發展、消除文化發展鴻溝、實現文化成果全面共享提供了新的工具。例如,我國的許多地區人煙稀少,在這些地區建立固定的文化設施,不僅投入的成本非常巨大,而且服務的范圍相當有限。但是,依靠現代先進的網絡技術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將優質文化服務引入偏遠地區,促進文化資源的交流與共享,從而為偏遠地區實現文化跨越式發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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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在京舉行[N].人民日報,2014-1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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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鄧純東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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