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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孔目司帖》還原唐代西域百姓生活
2019年11月20日 15:13 來源:遼寧日報 作者:郭 平 字號

內容摘要:旅順博物館國家一級文物《唐孔目司帖》正在遼寧省博物館展出,它實際是唐朝稅務機關出具的公文和完稅證明,為人們還原了一千多年前唐代西域地區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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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孔目司帖》還原唐代西域百姓生活

  上繳百尺春裝布 不用再去修水渠

圖為敦煌壁畫,反映唐代的農耕場景。

  記者 郭 平

  核心提示

  旅順博物館國家一級文物《唐孔目司帖》正在遼寧省博物館展出,它實際是唐朝稅務機關出具的公文和完稅證明,為人們還原了一千多年前唐代西域地區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在當時,上繳春布可以免除徭役及其他雜稅,而且,政府征收的是來年的稅。

  貨真價實的唐代“使者”

  絲綢之路是以長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貿易和文化交通的大通道。大唐盛世,絲綢之路交往也迎來了繁榮鼎盛期。

  遼寧省博物館在“又見大唐”書畫文物展中設置了“絲路駝鈴,穿越時空”單元,布展者通過展出新疆的絹畫、敦煌藏經洞的經卷、東羅馬金幣及三彩駱駝俑等來自絲綢之路的唐代珍貴文物,將人們的視線和思緒引入唐代的對外交流,那是“繽紛大唐”不可或缺的一抹亮麗顏色。

  省博物館學術研究部館員張盈袖告訴記者:“很多展品是從旅順博物館借來的,10件展品絕大多數是一級文物。這次借展的國家一級文物《唐孔目司帖》在西域歷史研究當中具有重要地位,圍繞這件文物已經發表了很多研究文章。”

  說《唐孔目司帖》重要,最關鍵的一點是身世清楚。與很多需要不斷考證流傳經歷的書畫類文物不同,它是在考古發掘過程中被發現的。1902年,日本“大谷探險隊”探訪新疆庫車地區的克孜爾千佛洞,在其中的一座洞窟里盜得了這件文物。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這是唐代的一本稅務文書,事關當時西域地區的百姓生活。

  如果放在唐代,《唐孔目司帖》可能是當時每天都要產生的成千上萬本普通文書之一,毫不引人注目,但是它穿越了1200多年而來。換句話說,一個唐代的普通老百姓在當時可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是如果他此時出現在沈陽街頭,那么他所攜帶的所有信息都必然成為我們認識那個遙遠時代的珍貴信息。

  《唐孔目司帖》與其他幾件唐代出土的絹質、紙質文物一起靜靜地陳列在恒溫恒濕的展柜中,因為它所攜帶的諸多唐代信息還沒有完全破解,所以不是遇到特別的場合,人們基本見不到這件文物的真容。

  這件紙質文物縱28.8厘米,橫37.5厘米,上面用墨筆直書九行,共題寫了117個字,因為年代久遠,個別字跡變得模糊不清,圍繞這些字的原形和具體意義,很多研究人員都發表過學術論文。

  綜合研究觀點,《唐孔目司帖》的內容為:“孔目司:帖‘蓮花渠匠白俱滿尖雞,配織建中伍年春裝布壹佰尺,行官段俊俊、趙秦璧、薛崇俊、高崇辿等。右仰織前件布,準例放陶拓、助屯及小小差科,所由不須牽挽。七月十九日’帖。孔目官任公式(讀作biàn)。”

  左邊另有一段文字:“配織建中伍年春裝布,匠蓮花渠白俱滿地黎,壹佰尺了。行官段俊俊、薛崇俊、高崇辿、趙璧等。七月廿日趙璧抄”。

  張盈袖說:“這兩段文字當中的帖,是一種公文,有固定的格式。與現代人理解的帖完全不同。”意思是:“安西大都護府孔目司:告知蓮花渠村織匠白俱滿尖雞,安排你們紡織建中五年的春裝布,共計一百尺。派遣差官段俊俊、趙秦璧、薛崇俊、高崇辿等前去辦理。另外,如果完成上述織布任務,按照有關規定,疏浚渠道、協助屯夫耕作以及一些臨時的輕勞役,由此就無須參加。七月十九日,此告。孔目官任公式”。

  從《唐孔目司帖》中,我們可以看到,“孔目司”三個字大而醒目,這是唐朝政府機構當中專門負責管理財稅事務的部門。《資治通鑒》中記有“唐藩鎮吏職,使院有孔目官,軍府事無細大,皆經其手,言一孔一目,無不綜理也。”也就是說,唐代的一級官府當中,孔目官所在的機構管理的事務很多、很瑣碎。

  孔目司發出的這份公文中開頭和結尾都用個“帖”字,向我們展示了當時公文的書寫格式。在此之前,我們在《木蘭辭》中看到過“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的內容,但是那個“帖”什么樣,沒有具體描述,《唐孔目司帖》為人們展示了帖的原貌。

  在《唐孔目司帖》上隱約可見有三個印跡,印紋模糊不清,有研究人員根據它的形狀,在同期出土文物中進行比對,認為大印為“安西大都護府之印”,8個大字折成3行,形成一個白紋紅字的方印。

  張盈袖指給記者細看印章的加蓋方法,即三個印紋梯次錯開,覆蓋了公文的所有文字行,這種用印方法與現代重要文書采用的防偽水紋作用非常相近。

  一份完整的唐代稅收公文和完稅證明

  為了幫助參觀者深入了解這些珍貴的西域文物,旅順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王振芬專程到遼寧省博物館,舉辦了一次《旅順博物館所藏西域文物》的專題講座。

  在講座中,她非常系統地介紹了人們百余年間不斷研究的這些文物來源,入藏旅順博物館的經歷和歷史價值。

  從《唐孔目司帖》所記錄的內容來看,這是一份唐代安西都護府發出的征稅文書,后面還附有一份征稅完成的證明或者說是收據。

  研究人員考證《唐孔目司帖》的時候,注意到這份唐代文書是由兩張紙粘貼在一起的,在納稅織戶的名字問題上,意見也因此產生了分歧。帖中前文寫的是“白俱滿尖雞”,收條中寫的是“白俱滿地黎”,這是兩個唐代龜茲地區當地人的名字,無論是從音譯還是字意都無法證明二者是一個人。

  于是,研究人員轉而分析文物自身的流傳過程。這件文物最初曾被掠到日本,此后被日本人按照日本傳統書畫裝裱風格進行了裝裱,人們現在看到的《唐孔目司帖》的書畫立軸樣式便是在那次裝裱后保留下來的。根據裝裱情況,有研究人員推測,這兩個唐代龜茲百姓納稅的文件和收據是后來被日本人在裝裱時撮合到一起的。

  之所以這樣推測,與日本的“大谷探險隊”有很大關系。他們以挖寶為目的,主要成員是僧侶,并不是專業的考古人員。他們對挖掘經歷和出土文物都沒有專業的記錄,后人研究有關文物難以找到準確的記述。

  不過,翻看《唐孔目司帖》身世的研究報告,我們由衷地感謝國內那些默默的耕耘者。去年去世的武漢大學教授、中國中古史專家陳國燦曾在“大谷探險隊”隊員留下的日記中找到了重要線索。

  “大谷探險隊”隊員渡邊哲信在1903年的日記中寫道:“四月二十二日(水),明屋:堀氏與人夫十一人,在南面山谷洞口西向的一個洞及另一洞發掘。得古文字及漢字紙片等。午后五時頃,發掘中洞天井崩壞,巨巖轟然落下。”

  渡邊哲信的日記對出土文書為幾頁紙記錄得并不明確。但是陳國燦并沒灰心,經過一番查找研究,他在堀賢雄1903年的日記中找到了更詳細的記錄:“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渡邊氏從早晨起就在北口谷角的洞窟里,與土民數人挖掘出反包著礦石的故紙二枚,一為漢字,一為中亞文字,漢字文書記有‘建中五年云云’的文字可讀。”

  由此,陳國燦發現此帖是粘在一起出土的。所以大家推測:公文發給了白家戶主白俱滿尖雞,但是第二天去執行的時候,可能他不在家,但是布已經收上來了,收條就寫上了當時在家的應該是弟弟的白俱滿地黎。

  關于賦稅的項目,即是“配織建中五年春裝布一百尺”。當地人如果完成了這件配織稅務,那么按照當時的規定,可以免除“陶拓、助屯及小小差科”。這里的“陶拓”指的是疏浚渠道的水利建設工作;“助屯”指的是協助屯夫耕作;“小小差科”則是指那些臨時性的小差役。

  《唐孔目司帖》中后面部分便是這份稅收完成后的抄文。分析認為一百尺布在公文發出僅一天后就完成征收,大約是白姓織戶家有存余布匹。

  “建中五年”是沒有使用過的紀年

  《唐孔目司帖》中出現的“行官”,是唐代官職名稱。在鎮、州、府都有設置,是領取差使,外出辦理的人員。

  張盈袖提醒記者注意那些行官的名字,全是漢族人的名姓,她說:“這為我們提供了當時安西都護府官員組成的重要信息,即在各級官吏中任用當地族人的同時,也任用了很多漢族人。”

  《唐孔目司帖》出土于克爾孜千佛洞得到證明后,研究人員通過查證史料發現了那里確曾有一座蓮花寺,古寺靠近水渠。在宋代留下來的《唐丘茲國蓮華寺蓮華精進傳》中記載:“龜茲國,亦云丘茲,正曰屈支。時唐使車奉朝到彼土,城西門外有蓮華寺……進寺近其滴水也。”

  當歷史文物所攜帶的信息碎片逐漸被拼接出一幅鮮活圖景的時候,我們可以感覺到考古、歷史工作者當時的喜悅心情。

  《唐孔目司帖》中有“建中伍年”四個字,確切的紀年為人們標定文物的歷史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據,然而這四個字本身也是一個謎團。

  建中是唐德宗的年號,但是這個年號僅僅用了四年,此后唐德宗改年號為興元,實際上這個建中五年,即公元784年,在歷史上是以興元元年記載的。

  對于文物中,特別是偏遠地區的出土文物中出現的這種錯亂,人們慣性地用地域偏遠,信息不暢來解釋。

  王振芬說:“我們搞歷史研究,對各種觀點都持有一種開放的態度。”實際上,對于建中五年,已經有研究人員提出了與上述說法不太相同的觀點。

  據介紹,唐代的龜茲地區,直到今天也一直是棉花產區,種植棉花和紡織棉布是那里居民的主要生活來源,《唐孔目司帖》中用布納稅就反映了唐代龜茲地區百姓的生活面貌。

  但是,《唐孔目司帖》發出的時間是農歷七月十九,已經是七月流火的季節,公文卻明確寫著“配織春裝布”,并且出現了兩次,排除了誤筆的可能,那么分析認為應該是另有隱情。

  此外,唐德宗興元元年,盡管中原地區仍然有藩鎮割據的戰亂沒有平定,但是作為安西都護府這樣的一級政府機構,時間過去了大半年,仍然不知道改元的事,這種情況在當時的歷史記載中并不多見。

  因此研究人員結合相關史實提出,《唐孔目司帖》可能是預收建中五年的春裝布,如此,公文實際發出的時間應該是建中四年農歷七月十九。

  史記

  SHIJI

  “大谷探險隊”三次新疆盜寶

  20世紀70年代,旅順博物館研究人員意外通過考古雜志的一篇報道,將研究視線集中到大谷這個人身上,并且查到了其作品《新西域記》,其中較為詳細地記述了大谷在20世紀初到我國西北地區進行盜寶的經歷。

  大谷全名大谷光瑞,日本京都府人,曾任日本西本愿寺的第22代法主。這個大谷在1892年與京都貴族九條道孝的三女兒九條籌子訂婚,而九條道孝的四女兒九條節子已于1889年許配給當時日本明治天皇的太子嘉仁,這位嘉仁后來成了日本大正天皇,大谷光瑞與大正天皇結為連襟,大谷家也因此成為日本的皇親國戚。

  1901年,大谷光瑞在歐洲考察時,接觸了以探險為名掠奪中國文物的“探險家”們,如萊博、海蒂因、斯坦因等,參觀了各國博物館。看到各國探險隊從中國掠奪的大批文物珍寶,十分眼紅,于是便萌生了到中國盜寶的念頭。

  不久,大谷光瑞就組織了一支所謂的“探險隊”。與當時的歐洲探險隊僅集中在新疆地區不同,“大谷探險隊”搜尋區域覆蓋了我國的整個西北地區。

  有關資料顯示,“大谷探險隊”在上世紀初先后三次進入我國西北地區盜寶。

  第一次始自1902年,由大谷光瑞本人帶領渡邊哲信、堀賢雄等人,自倫敦出發。途中,大谷光瑞獲悉父親去世的消息,急忙趕回國繼任西本愿寺法主。留在新疆的渡邊哲信和堀賢雄,先到了塔什庫爾干、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庫車、拜城等地,探訪了克孜爾千佛洞等7座石窟寺,獲取了大量佛教文物。

  第二次始于1908年6月,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野村榮三郎二人從北京出發,穿越內蒙古進入準噶爾盆地,搜尋吐魯番周圍遺跡。然后,橘瑞超沿南道經若羌、和闐抵達喀什。兩人會合后翻越喀喇昆侖山口進入印度河畔的列城,歷時18個月。

  第三次始于1910年8月,大谷光瑞先行帶著橘瑞超游覽了歐洲各國,從那里得到各種有關西域的情況和知識。10月,橘瑞超從倫敦出發,由俄國入境進入塔城,經烏魯木齊、吐魯番,再次進入樓蘭遺址,然后又從且末北上橫穿塔克拉瑪干沙漠到庫車,經喀什、和闐進入西藏北部,再取道且末、若羌抵達敦煌。這一次所謂探險歷時近4年,直到1914年5月。

  據介紹,“大谷探險隊”的參與人員對考古學一竅不通,而且他們考察的范圍過于廣泛,以盜寶為目的。由于他們對所發掘的物品沒有做很好的記錄,其資料意義與價值也大大降低。

  此外,“大谷探險隊”經常雇用當地百姓亂挖亂掘,以破壞性的方式挖開古墓,對遺址古跡造成的破壞甚至比盜墓賊還要嚴重。他們從我國帶走了幾十萬件珍貴文物,給我國西北地區文化遺存和古跡古物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王振芬介紹說:“‘大谷探險隊’取得的文物原本都運到了日本,1914年西本愿寺曝出了侵吞挪用慈善會財團及共保財金資金的丑聞,大谷辭去法主職務,這才改變了一部分被盜文物的命運。”

  此后,大谷定居大連,并將一部分盜取的文物轉運到旅順。旅順博物館的記錄顯示,有6566件此類文物在1929年8月2日和10月4日分別登記入賬。

作者簡介

姓名:郭 平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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