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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優勢論”到“優先論”:冷戰后美國對外政策思想的演進
2019年11月20日 09:29 來源:《美國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王瑋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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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冷戰結束后,美國迎來了獨特的單極機遇。國際結構總體有利的客觀現實和自由民主已然勝利的主觀認識,讓美國產生了“優勢論”的社會思潮。美國各界形成了維持乃至擴大美國優勢地位的目標共識,但關于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則出現了不同的學說。自由主義者突出美國權力的正當性,保守主義者則強調美國權力的強制力。無論是倡導合作,還是推行強制外交,美國都以維持優勢地位為準繩,根據潛在威脅的嚴重程度,采取不同的應對措施。對于局部性挑戰,美國會以重申博弈規則的方式加以因應;對于整體性挑戰,則會以重塑博弈結構的方式加以應對。美國重點關注安全和經貿領域,重點防范中國和俄羅斯。冷戰后幾屆美國政府的外交實踐顯示,美國維持其優勢地位的基本目標長期不變,變化的只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和方法。美國政府的最新政策調整依然受這一規律的約束。所謂“美國優先”,也依然是“美國優勢”的一種變體。

    關鍵詞:美國軍事與外交/ 外交思想/ 優勢論/ 美國優先/ 正當性/ 強制力/

    作者簡介:王瑋,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冷戰結束后初期,美國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試圖“按照自身意愿”改造世界。②美國嘗試“接觸”冷戰對手,“擴展”民主自由,從而確保美國的領導地位。美國沒有用僵硬的方式尋求改變,而是用市場經濟加政治自由的模式引導變革。對于具有超級大國潛力的中國和俄羅斯,不論現實主義分析還是自由主義討論,都把兩國的行為視為檢驗其對外政策的依據。③至少在20世紀末,美國的對外政策在其國內各界看來是成功的。俄羅斯加入七國集團(Group of Seven,G7),以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就是成功的明證。

  然而,進入21世紀,美國先后經歷了“9·11”事件和次貸危機等不確定性事件的嚴重沖擊。在處理這些危機的過程中,美國加強了同其他國家的協調。隨著國際經濟體制開始有利于新興經濟體,以及國際安全領域不斷出現新的挑戰,美國逐漸感受到來自其他大國的壓力。與此同時,美國國內興起了全面質疑全球化的社會思潮。“美國從全球化進程中受益不多或者無從受益”的民粹主義觀點,使“慷慨”“包容”“協作”的自由主義國際觀不再具有說服力。

  國際地位和國內利益受到威脅的社會認知的相互交織,促使美國對外政策取向發生了重大調整。在“美國優先”理念的指導下,美國政府開始執行一套不同于以往的對外政策。客觀地說,這是政黨輪替后美國政府的偏好發生改變所產生的影響外溢到對外關系領域的產物。問題在于,本屆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調整幅度之大,范圍之廣,遠遠超出通常所認為的合理范圍。如此規模的調整背后,必有一個反復醞釀的思維過程,也有一個思想交鋒的辯論過程。還原這個“批判與反駁”的過程,有助于厘清美國對外政策調整的深層背景。

  本文試圖從長時段的角度考察美國的對外政策調整,以論證美國當前階段的調整并非孤立于冷戰后的歷史背景;相反,它依然是冷戰后美國尋求自身定位的一種嘗試。基于國內外學術界關于冷戰后美國權力地位的相關研究成果,④本文將探討長期影響美國對外政策制定的“優勢論”思想,闡述“美國優先”思想產生的深層背景,以期加深對美國對外政策走向的理解。

作者簡介

姓名:王瑋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陳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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