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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定名與相知:風景敘事和美學建制的理論維度
2019年10月28日 16:13 來源:《內蒙古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 作者:黃繼剛 字號
關鍵詞:風景敘事;如畫;文化意識形態

內容摘要:

關鍵詞:風景敘事;如畫;文化意識形態

作者簡介:

  一、從“外師造化”到“風景的發現”

  “風”“景”作為審美主體書寫自然的對象,早在《詩經·北風》(“汎汎其景”)和《楚辭》(“龍舉而景云往”)當中就已經出現,后合并為一個摹寫山水的詞匯,至魏晉以后,“風景”成為名士文人描述自然美境的常用詞語。

  徐復觀在《中國藝術精神》中將文學中的風景分為兩類。一類是魏晉之前,人們在《詩經》的“比”“興”模式中看見的外在風景,其在文學藝術中的呈現為隨機、偶然和片斷,風景成為文學詩性生成的重要契機。另一類是魏晉之后,以田園山水詩為模式而呈現出來的風景,作為名詞的“風景”出現在這一時期是有原因的,這種藝術精神的集中體現即為“人的覺醒”和“文的自覺”。

  “從先秦時期的‘比德’、‘喻事’,或是魏晉時代的‘暢神’、‘歸隱’來看,風景敘事都構成了文學作品的詩意空間,成為審美意象的重要體現。”這里風景敘事的概念并不是由西方敘事學理論衍生而來,而是源于具體的文藝現象,針對的是風景要素和文藝作品的雙向建構問題,并作為一個重要的批評概念來指導具體的文藝實踐,也即審美主體的風景感知和文藝主題之間有著默契的聯系。正如有學者認為的那樣,風景因素亦可成為文藝風格流變的重要成因,東晉時期山水文學的興發與永嘉、會稽地區風光的發現就有著直接的關聯。

  風景既不是自然存在本身之樣態,亦非單純的人工合成物,它是二者相互作用的“干涉圖式”。也就是說,風景并不是寂靜的存在物,而是變化的動態關系,其投射出作為風景觀者之主體,并時刻更新。

  在西方傳統的主客二分思維框架中,風景作為“他者”,一直都是被觀看的對象,拘囿于這種理解框架,風景自身并沒有產生意義。從盧梭開始,中經英國經驗主義的哈啟生和埃迪森,風景之魅漸次被納入到審美經驗當中,尤其是到康德《判斷力批判》中四個“審美判斷”的提出,將不涉利害而愉快的“無功利性”視為鑒賞自然和藝術的理想性經驗,美善之間的轉化皆因為審美愉快的無功利性。風景作為主體自我確證的存在物,從混沌不明逐漸走向清晰要歸功于齊美爾;日本學者柄谷行人強調了風景由“名詞”向“動詞”轉化的過程,而“風景的發現”對應的就是日本文學現代性的遞嬗過程。

  由此可見,風景并非是價值中立、零度介入的存在。“風景的發現”也不是原初自然的結果,而是一個文化建構的過程。米切爾歸納認為,風景研究實則是經歷過兩次轉型,第一次是“以風景繪畫的歷史為基礎來閱讀風景的歷史”,其強調的是以“純真之眼”來反觀風景敘事和背后的歷史元素;在電子媒介誕生之前,公眾的自然審美和風景感知幾乎都是由繪畫引領的,包括最初的風光攝影都是呈現出刻意摹仿繪畫的痕跡。第二次是“將風景看成是心理或意識形態的寓言”,風景被視為一種“神圣沉默語言”,被解碼為文化符號的組成,并效力于“想象共同體”的建構。這種將風景與社會建構、地緣記憶、國族意識、身份認同、政治權力進行關聯性研究是比較富有啟發性的學術思路。下面筆者分別從這兩個維度進行闡釋。

  二、“如畫”進入藝術史與風景的美學建制

  普銳斯認為,作為美學范疇的“如畫”長期徘徊于“優美”和“崇高”之間,既缺乏合法性證明,也沒有任何價值預設。經驗主義的洛克、休謨和霍布斯等理論家對主體經驗和視覺認知關系的強調,使審美主體情感的普遍性表達和理想性再現不再是傳統藝術的特權,自然風景成為“人化”的本然經驗生成。

  走進“藝術史”與“文化史”正是“如畫”概念重賦新義的有效途徑,這其中的契機就來自于浪漫主義作家對自然風景“在場”體驗的推崇,并衍生出哥特式、浪漫式等藝術風格特征。藝術領域的風景“觀看之道”將在很大程度上形塑著公眾的視覺感知能力和審美判斷能力。“如畫”理論要求審美主體秉持繪畫原則(風景畫)來審視自然并形塑藝術實踐,即每一種景色從題材到構圖都是完全滿足于畫面需要,這既包含對待自然景觀的“如畫般”鑒賞,也指涉文藝作品對“如畫的”風景再現,并完善得出一套關于審美主體如何進行自然鑒賞的美學建制。具體而言,如畫模式就是依據“固定原則”制作出愉悅的風景。

  “如畫”原則是“反田園詩”的,其更加偏好于形態恣意、生動不羈的風景。其以自然粗疏、不完整的空間層次來替代傳統中規中矩的設計,打破中庸平和之美,對不羈野趣推崇備至。任何風格被反復模仿而變為約定俗成的模式都會導致生硬僵化,因為風景本身的殊異性使得這種高度類型化的“如畫”很快就走向了它的反面。風景成為“藝術性發現”,其存在之意義在于觀者之眼及建構出來的美學意象和藝術幻相。如畫運動貌似對大眾審美趣味提升的彰顯,實則帶有明顯的精英主義之痕跡。包括鏡片的存在意義已經完全超過了游客的輔助工具,而成為主宰性的風景鑒賞手段,并建構出一套風景畫家諳熟的“觀看之道”。那么,自然之美究竟是源于自然風景之本體,還是源于風景的美學規律呢?這種光影相遇的鏡片游戲,其自身作為一種理想化媒介,代表著藝術審美的特許權,但卻掩蓋了事物的本來樣貌,忽視了風景真正的差異和個性。

  三、風景政治與意識形態

  風景的文學/文化傳統積累到愈加豐富的程度,人文景觀的歷史銘記就愈加明顯。這種人文元素鑲嵌在自然中,構成富有情感和文化鏈接的“有意味的風景”。風景敘事不僅僅為文藝書寫提供發生背景,而且還作為意義獨立的單元,為民族情結提供文化聯結,成為民族意識的淵藪,開創出所謂的“民族學浪漫主義”。

  風景成為建構民族身份的重要力量和鏈接歷史與當下的有效途徑,并體現出浪漫詩化或國族神化的敘述傾向,諸如英格蘭的地方領袖將優美風景視為地區名片,傾向于選擇風光旖旎之場所來接見朋友,并以此優勢來彰顯其風景自豪和民族驕傲。而風景的政治想象是指通過自然風光的連續延展性來證明國土邊疆的空間合法性,并以此呈現出一個整體宏觀的、凝聚國人情感的地理圖景。這種“風景政治”的建構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19世紀的美國“西部風景運動”,風景敘事對于民族文化認同的意義被彰顯出來,其訴求就是重塑“本初美國”。名山峽谷、大好河山成為建構民族認同的首選媒介,這體現為一場規模浩大的風景“再生產”和“再發現”。

  史蒂文·布拉薩的景觀美學認為,風景以及對風景的感知都是審美主體的召喚,風景作為一種地緣記憶和表征符號,其中內嵌著時代價值觀念,記載著社會變遷,提供著文化表達。風景不僅體現為視覺呈現之物,成為簡單的被觀看對象、被閱讀的文本,其作為社會文化的映射,建構成主體的文化/文學想象空間,還與信仰、權力、性別等纏繞在一起,成為文化意識形態的重要維度。

  (作者單位:阜陽師范學院文學院。《內蒙古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韓卓吾/摘)

作者簡介

姓名:黃繼剛 工作單位:阜陽師范學院文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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