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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玉器考古研究方法與實例探析
2019年11月22日 09:33 來源:《江漢考古》2019年第5期 作者:劉國祥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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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玉器的發現與研究,是中國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夏鼐先生曾經指出:“全世界有三個地方以玉器工藝聞名,即中國、中美洲(墨西哥)和新西蘭,其中以中國的最為源遠流長”。中國學者對古代玉器的關注和研究有較長的歷史,北宋呂大臨的《考古圖》(1092年)是中國最早的一部金石學圖錄,該書雖以銅器為主,但已包括少量的玉器。清末吳大澂的《古玉圖考》(1889年)是一部學術性較強的古玉研究著作,該書收錄玉器的種類和數量超越以往任何一部古玉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其開創之功在于將實物與文獻相互印證,可視為中國古代玉器研究的奠基之作。從國外學者的研究情況看,美國人勞佛(B.Laufer)所著《說玉:中國考古學和宗教的研究》(1912年英文本)在西方被視為第一部關于中國古玉的考古學研究劃時代的專著,但該書的考證部分幾乎完全抄襲了吳大澂的研究成果。由于建國以前正式考古發掘出土玉器的數量較少,對中國古代玉器研究缺乏系統性和科學性認識。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重要考古發現層出不窮,中國考古學框架體系逐步建立,為研究層面從玉器向玉文化的過渡和延展提供了科學的背景資料。伴隨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玉器數量的不斷增多,不同規模的玉文化學術會議的舉辦和研究論文、專著、圖錄的出版,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合作與互動式研究,為中國玉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也掀開了中國玉器考古研究史上嶄新的一頁。本文旨在探討玉器考古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從方法論角度選擇具有代表性的玉器考古研究成果進行分析,總結成功經驗,為全面、系統、深入推進中國玉器考古研究發揮積極影響和借鑒作用。

  一、玉器考古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分析

  作為中國考古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玉器考古與傳統的古器物學研究明顯有別,強調從考古學角度對出土玉器進行科學研究,這是學科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構成中國考古學鮮明特色的內涵之一。我們認為,玉器考古是以科學發掘出土的玉器為主要研究對象,采用多學科交叉合作研究方式,揭示玉器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

  從建國以來玉器考古的發展歷程看,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1949~1979年,是玉器考古的形成期,其特點是史前玉器出土資料不斷增多,歷史時期玉器考古取得多項重大收獲。第二階段,1980~2000年,是玉器考古的飛躍發展期,其特點是史前玉器考古發現與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歷史時期玉器考古資料不斷豐富,中國8000年玉文化體系初步構建,玉器考古理論與方法日趨完善。第三階段,2001年至今,是玉器考古的成熟期,其特點是新的玉器資料不斷出土,更重要的是大量出土玉器資料以考古專刊或圖錄的形式系統刊發,多學科交叉合作研究成果凸顯,玉器考古的理論、方法與實踐探索步入成熟階段。

  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是玉器考古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其20世紀80年代初期關于玉器考古的重要論述代表了當時中國玉器考古的最高研究水平,有關玉器考古的理論和方法具有開創之功,在推動中國玉器考古與國際學術界接軌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夏鼐先生晚年關注玉器考古研究,具有深刻的學術背景。一方面考古發掘出土玉器數量不斷增多,如何對出土玉器進行研究,是擺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一項重要學術任務。夏鼐先生關于商代和漢代玉器的研究正是基于殷墟婦好墓和滿城漢墓的重要玉器考古發現進行的。中國雖然有較長的研究玉器的歷史,但對出土玉器的研究在理論與方法方面與傳統的古器物學研究明顯有別,需要探索和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出土玉器的理論和方法,用于指導全國范圍內的玉器考古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中國雕琢和使用玉器有悠久的傳統,自遠古至今未曾中斷,構成中華文明最具特色的內涵之一。夏鼐先生于1981年和1982年在美國的墨菲講座和檀香山商文化國際討論會上分別宣讀了漢代玉器和商代玉器的研究論文,在介紹中國重要玉器考古發現成果的同時,也向國際學術界展示了中國學者關于出土玉器的最新考古研究成果。上述學術交流活動不僅推動了中國玉器考古的國際化進程,而且通過玉器考古的研究成果讓海內外學術界和社會人士了解到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以及中華文明獨具特色的內涵與特質。

  夏鼐先生晚年在玉器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與其倡導并堅持用考古學方法研究玉器有密切的關系。在研究商代玉器的分類、定名和用途時,他主要利用了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器資料,并參考了從前殷墟出土的玉器,從考古學的角度進行分析,他認為“這種考古學的方法,基本上以考古發掘品為基礎,然后再去結合文獻,一反過去那種以不可靠的文獻資料或博物館和私人的藏品作為出發點的舊作法”。通過上述研究,夏鼐先生對玉器考古研究方法進行了歸納和總結,指明了玉器考古研究的前進方向,他曾經特別強調指出:“作為一個考古工作者,我以為我們應改而采用考古學的方法,充分利用現已由考古發掘所積累的大量資料。我們的出發點是發掘工作中出土的玉器,然后再參考傳世品和文獻。可以定名的,即用古名,如果古名找不到,可以取一個簡單易懂的新名。用途不能確定的,可以暫且存疑,不作決定。用這種方法研究古玉,雖然已做的工作還不多,但是方向是正確的,前途很有希望”。

  夏鼐先生的學術觀點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同,由此確立了用考古學的方法研究出土玉器的重要路徑,使玉器研究真正進入科學化軌道。牟永抗先生于1997年正式提出“古玉考古學”的概念,他主張除了逐步建立起古玉編年序列外,更需研究其社會功能和歷史作用。他認為墓葬與祭祀坑是古玉埋藏的基本單元,應該宏觀上重視考古學諸單元間整體的時空關系;由豐富的田野經驗中,他更強調細小玉件之間的配伍組裝關系的辨識與研究。鄧淑蘋先生曾撰文綜述自吳大澂以來的一百年內古玉研究的發展情況,強調考古資料除了作為斷代的依據外,更提供了古玉出土的地域性、古玉在遺址中的位置及與其他遺物伴隨的關系;并認為應該結合文獻,對古玉反映的遠古宗教做深入的研究。楊建芳先生從中國古玉研究發展趨勢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用考古學方法研究古代玉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由于缺乏出土玉器作為客觀標準,傳世古玉的斷代,不可避免地帶有不同程度的偏見。以致早期玉器被當作晚期玉器(如良渚玉器被視為周漢遺物),或者晚期玉器被定為早期玉器(如臺北故宮的宋代荷葉杯曾被認為是漢代玉器)。這些事例屢見不鮮。”“出土玉器的豐富多彩,遠遠超越傳世玉器。正是這些大量的出土玉器,開闊了人們的視野和加深人們對古代玉文化的認識,因而有近三十年中國古玉研究的長足發展。”他強調玉器應如陶器、銅器、漆器等一樣,是考古學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主張用考古學的方法研究玉器斷代的細致分期、玉器用途的確定、玉器組合的復原、玉器使用方法的判斷、古玉的鑒定等內容。

  綜上所述,玉器考古研究方法的確立及廣泛應用,開創出中國古代玉器研究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以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史前玉器群的發現為例,學者們采用考古學研究方法對出土玉器進行研究,深入揭示出玉器作為禮器、王權象征物、通神媒介物等重要功能,奠定了史前玉器研究在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進程中的獨特地位。

  二、玉器考古研究實例探析

  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國的玉器考古研究蓬勃發展,成就斐然。玉器考古研究成果主要分為以下六類:一是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包括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簡報,數量最多,是玉器考古研究最重要的基礎資料。從中包括玉器的出土位置、組合關系、形制描述、使用功能推斷、材質鑒定、分期與年代等信息。受出版條件和認識水平的限制,20世紀80年代初以前出版的考古發掘報告對玉器的研究不夠深入,最主要的問題是玉器資料發表不全面。有的遺址或墓地出土玉器數量較多,但在報告書中僅選擇少數代表性器類進行介紹,影響了對玉器全貌的系統認識。有的發掘簡報中對出土玉器僅有簡單的文字描述,缺少線圖。圖版以黑白為主,彩版較少。隨著玉器考古研究的不斷深入,提高了對出土玉器重要性的認識,上述情況得到徹底改變。最近10年出版的各類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中,對出土玉器予以了足夠重視,按遺跡單位將出土玉器全部發表成為主流方向,以《瑤山》和《反山》兩部良渚文化墓地考古發掘報告最具代表性。二是玉器考古的專著、論文集、論文。從整體數量看,玉器考古的專著出版數量不多,在玉器考古理論與方法上具有創新的玉器考古專著以《玉器起源探索—興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圖錄》、《張家坡西周玉器》為代表;論文集包括會議論文集和個人論文集兩種,近年明顯增多;已正式發表玉器考古的論文數量最多,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綜合性和專題性研究成果并舉,玉器考古理論和方法的探討越來越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三是各類出土玉器的圖錄。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專題性玉器圖錄出版數量顯著增多,由于正式出版考古發掘報告的周期較長,將最新的玉器考古成果以圖錄的形式優先發表,對玉器考古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將考古發掘報告中未全部發表的玉器或將行政區域內零散出土的玉器用圖錄的形式編輯出版,對玉器考古而言均具有積極意義。還有為舉辦玉器展覽出版的圖錄等。大型玉器圖錄共出版了兩部,一部是1992年由河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中國玉器全集》,按時代順序分卷;另一部是2005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15卷本《中國出土玉器全集》,按地域分卷。四是玉器考古的工具書。主要有《中國古玉研究文獻指南》、《中國古玉:發現與研究100年》、《中國古玉器圖典》等。五是玉器考古的普及類讀物。如《古玉史話》、《古玉:華夏瑰寶》、《冰清玉潔—中國古代玉文化》等。六是玉器考古的電視紀錄片。以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2011年1月播出的八集大型玉器考古紀錄片《玉石傳奇》最具代表性,再現了中國玉器考古的發現和研究歷程,在玉器考古知識的傳播和大眾化普及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以下選擇三項具有代表性的玉器考古成果予以簡要分析。

  (一)《玉器起源探索—興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圖錄》

  在世界范圍內,玉器起源探索是一項引人關注的國際性課題。鑒于興隆洼文化玉器是中國迄今所知科學發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玉器,距今有8000余年的歷史,理應成為中國境內探索玉器起源的重要基點。該書由遺址及分析、玉器及導讀、研究編三部分組成,在研究主題、研究方法及合作研究方式等方面均具有鮮明的特色,對推動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玉器考古研究具有積極作用。

  1.以科學發掘出土的興隆洼文化玉器為研究主題,首次全面公布興隆洼和興隆溝遺址出土的玉器資料,重點剖析了玉器的出土狀況、工藝特色、使用方式、在不同地域間玉文化的交流及互動關系等問題。從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對玉器雕琢和使用的社會文化背景進行了專項分析,主要包括興隆洼文化的聚落形態、居室空間、居室葬俗和文化源流的發展過程,以期對早期玉器出現的社會狀況有整體的認識。

  2.在拍攝技術手段上,為從視覺上追求玉器溫潤而澤的色調,以全數碼拍攝迫近玉器的原色。從傳統的單一靜態的文物觀,改為多層次多角度近乎動態的拍攝,提高照片本身信息的含量。玉器微觀認識上的根本性改變,為研究上質的飛躍提供了基礎。一件玉玦的拍攝部位可分細分為:玦體平面、玦口切割、中孔穿透、半透明特征、玉玦加工形成內部裂痕以至玉器表面次生變化等。對出土玉器進行多角度觀察并進行微距拍攝,開創了玉器考古研究和圖錄編輯出版的新的范例。

  3.在研究方法上,堅持用考古學方法對科學發掘出土的興隆洼文化玉器進行研究。例如根據玉玦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判定玉玦的使用功能;通過墓葬規模、形制及墓主人性別和年齡的分析,判定玉玦所蘊涵的社會價值。通過開展實驗考古研究,確認興隆洼文化玉器是現今世界所知最早使用砂繩切割的例證。通過開展民族學調查,獲得海南島黎族婦女在耳部穿孔佩戴金屬玦飾的珍貴資料,為準確判定興隆洼文化玉玦佩戴方式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古文獻學和礦物學研究成果在本書中也得到了有效融合、吸納。該項研究成果進一步證實多學科交叉合作研究對玉器考古的非凡價值。

  4.在研究方式上,玉器起源探索必須依賴國際間學術合作研究。作為本書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利用中國大陸、俄羅斯遠東地區、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發掘出土的玉器資料,繪制出東亞新石器時代的早期玦飾及相關玉器組合分布圖,從中可以看出,玉玦自中國東北地區起源后,次第向四周擴散,滲透于東亞其他地區。興隆洼文化玉器對東亞玉器傳統的巨大貢獻得以揭示。在本書的第三部分,日本著名玉器專家藤田富士夫教授探討了中國東北及日本北陸出土玉器的關系;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傅羅文教授運用了中美洲和新西蘭玉器研究的視點,從價值的等級遞變和可讓渡性兩個重要的概念出發,分析興隆洼文化玉器與價值起源的關系。由此可見,本書是國際化視野下的玉器考古研究新成果。

  5.關于本書的學術價值,英國牛津大學墨頓學院院長羅森教授如此評價:“本書為探討東亞社會進程中的一系列問題提供了切入點,揭示玉及攻玉工藝的內涵,更包括玉器流通相關社會制度及思想結構等問題。并使我們得以考慮玉器尤其是玦飾,在地域上的擴散及其涵義。雖然我們無法再理解是何種意識信仰聯系或區別不同地區使用玦飾的人群,但本書展示的這些珍貴的材料,無疑為復雜社會問題探討,提供了極重要的證據”。

  (二)《張家坡西周玉器》

  1983~1986年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豐鎬遺址的張家坡西周墓地進行了大規模考古發掘,取得了十分豐碩的學術成果。在灃西地區首次發現了帶墓道的大型墓葬,通過墓內出土銅器上的銘文確認這些墓葬是西周中期的朝廷重臣井叔的家族墓葬。在喪葬制度和禮俗方面均有很多新的發現。在隨葬器物中,玉器占有很大比例,總數達1246件(組),為研究西周時期的用玉制度提供了珍貴資料。在1999年出版的《張家坡西周墓地》發掘報告中,由于受報告編寫體例的局限,對出土玉器未做系統、全面的介紹,僅選擇了少數代表性器類發表,圖版資料發表的不及出土玉器總數的十分之一。《張家坡西周玉器》的出版,對發掘報告進行了極大的資料補充,是西周玉器考古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研究方法上對于指導今后玉器考古工作具有示范作用。本書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

  1.玉器的考古學研究。運用考古學研究方法,對張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器進行了系統整理和分析。具體研究成果如下:按墓葬的分期,分為早晚五期;按墓葬的規模,分為大小不同的四個等級;按家族墓組,如井叔家族墓等;按各座墓出土的玉器類別,逐一介紹,以期考察不同時期、不同等級、不同家族墓組在隨葬用玉制度上的變化和差異,深化了對西周玉器的研究。尤為重要的是,本書圖版增至近470余幅,全部用彩版刊發,增強了對玉質和色澤的實感認識。

  2.玉器的地質考古學研究。張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的玉器曾專邀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的聞廣先生進行鑒定,目驗了幾乎全部的標本,并選用其中的42件標本取樣,用紅外光譜確定其礦物成分,用電子顯微鏡掃描確定其顯微結構,并就西周時期的用玉制度進行了探討。本書將鑒定報告再次收錄,并請聞廣先生就近年來在古玉研究方法上的進展寫一專文進行研討。同時邀請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的荊志淳教授用近紅外光譜儀對本書引用的500多件標本做了礦物學鑒定并加以分析討論。

  3.玉器的工藝特征和微痕探索。選擇張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器標本102件,由臺灣陳啟賢先生拍攝顯微照片,并通過微痕觀察玉器工藝特征。將所選玉器標本之雕琢顯微痕跡按早晚期別排比分類,總結出西周時期玉器的切割、鉆孔、打洼、銼磨、拉絲、直線、斜刀、卷線、圈紋、打磨各項工藝技術特征及早晚傳承關系。

  (三)《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及各省、市、自治區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各地文博單位、高等院校文博學院等260多個部門的近千位專家參與編著,2005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全集共分15卷,收集了全國34個省、市、自治區、特別行政區、臺灣地區50多年來在古代遺址和墓葬考古發掘中出土的玉器4000余件(組),時代自新石器時代至清代,全部彩版刊發,中英文對照說明。該書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蘊涵了幾代考古文博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辛勤探索,是當代中國已出版的規模最大的一部玉器圖錄,也是首次集中展示中國出土玉器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對中國玉器考古而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可視為中國玉器考古步入成熟期的重要標志。該書具有以下五個方面的特點。

  1.全面性。主要體現在收錄出土玉器資料分布地域的全面性,遍布全國,其所用資料空間分布范圍超越以往任何一部玉器圖錄;收錄出土玉器資料的時代的全面性,自新石器時代至清代,沒有缺環;史前玉器所屬考古學文化和歷史時期重要玉器考古發現的全面性,無一遺漏;玉器發展史上的典型器類及以遺址或遺跡為單位的出土玉器組合關系的全面性,諸多出土玉器及組合均系首次刊發。從全面性的角度看,本書在中國玉器考古史上是一部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集大成之作、奠基之作。

  2.系統性。主要體現在對全國范圍內出土玉器進行了一次系統整理和研究,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玉器考古的歷程和豐碩成果,全方位系統展示了中國出土玉器全貌。中國古代玉器分布空間廣闊,歷史跨度悠長,在不同地域內玉器的分布及在不同時期內玉器的發展狀況均存在不均衡性;由于出土玉器均系田野考古發掘所獲,田野考古工作的不均衡性對出土玉器的發現與研究有直接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學術認識水平的提高。出土玉器現存于考古文博機構,同一地點出土的玉器被不同的文博機構分散保存的現象非常普遍。在本書編輯的過程中克服了上述重重困難,充分調動了全國考古文博工作者對出土玉器資料整理和研究的積極性,完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出土玉器進行首次系統檢視的浩大工程。

  3.科學性。主要體現在資料的科學性和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兩個方面。中國古代玉器主要包括傳世玉器和出土玉器兩大類。就傳世玉器的研究而言,辨偽和斷代是首要任務,缺少這一前提,研究成果本身很難確保科學性。出土玉器不存在辨偽問題,用考古學方法進行斷代研究具有獨特的優勢,從而為科學揭示玉器的文化內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書專門收錄有明確出土地點和準確斷代的出土玉器,注重玉器出土時的組合關系,在展示玉器考古成果的同時,為中國古代玉器的科學研究確立了持久的坐標,對科學構建博大精深的中國玉文化體系將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4.規范性。主要體現在規范玉器的定名、形制、花紋、質料、色澤的描述、測量數據、使用功能推斷等方面。檢視以往公布的出土玉器資料和研究成果,由于發掘者自身缺少玉器研究專門知識,對出土玉器的重要性缺乏足夠的重視,資料公布不夠詳盡,文字描述過于簡單或缺乏線圖、圖版等,對出土玉器研究缺乏規范性成為制約學術發展的瓶頸。本書在匯集各家之言,博采眾長的基礎上,對上述問題進行了統一規范,為今后進一步深化玉器考古研究樹立了標桿,尤其為廣大考古文博工作者開展出土玉器的基礎性研究提供了可以參照、借鑒的標尺。

  5.學術權威性。主要體現在玉器資料的權威性,均系科學發掘所獲,匯集了中國玉器考古數十年積累的成果;專業學術團隊的權威性,參編人員由全國各級考古研究所從事田野考古工作的一線專家、各級博物館、高等院校從事玉器研究的專家組成,很多專家是中國重要玉器考古發現的親歷者;拍攝、編輯、出版團隊的權威性,由文物專業攝影師利用數碼技術拍照、調校,科學出版社的編輯團隊精心編排,全彩版印制,使玉器的色澤和質感接近真實。有鑒于此,本書的編輯出版理應成為中國玉器考古新的起點,不僅為玉器考古專業人士搭建了新的學術研究平臺,而且為世界范圍內廣大愛玉之士學習玉文化知識及提高玉器鑒賞水平架起了溝通的橋梁,是廣大考古文博工作者服務于當代社會的重要體現。

  三、小結

  隨著田野考古發掘項目的有序開展以及出土玉器數量的不斷增多,在原有玉器資料積累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玉器考古已經成為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具有鮮明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作為中華文明有別于世界其他地區古老文明的核心物質載體。以正式考古發掘出土的玉器為標桿,通過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科學構建中國玉文化體系,深入解析中國玉文化的起源與發展、內涵與特征、價值與功能及其在中華文化歷史長河中的獨特地位和深遠影響,這是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學術任務。

  蘇秉琦先生曾經對玉器的社會功能及其所體現的中國傳統的價值標準和道德觀念進行分析,他指出:“玉是傳統價值觀念的綜合體現物。而這一文化現象為中國所獨有而且長盛不衰。中國史前史中雖不必另劃出一個玉器時代,但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卻實實在在是在玉器被當成禮器、王權象征物、通神的媒介物、美德的象征物那個遙遠的時代形成的,這個時代確實比‘青銅時代’為早。”利用考古發掘出土資料對史前玉器開展綜合性研究,重點闡釋玉器蘊含的社會功能、價值觀念和象征意義,對于深入推動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形成機制、典型特征、發展動力等方面的研究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這也是中國史前考古學的重要研究主題和發展方向之一。利用考古發掘出土的周、秦、漢代玉器資料,盧兆蔭先生對玉德學說與中國玉文化進行過深入探討,他認為:“玉德觀念萌芽于西周時期。玉德學說形成于東周,而成熟于漢代。東漢以后玉德觀念似乎趨于淡化,但是與‘玉德’有直接關系的佩玉制度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一直保留下來,‘君子必佩玉’的思想影響長期存在。”儒家學派選擇玉作為其道德觀念和政治思想的載體,將玉道德化、人格化,提倡“君子比德于玉”,創立了玉德學說,從而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玉文化的內涵,奠定了玉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也為中國玉文化永葆生機、永續發展提供了思想源泉。

  費孝通先生曾經倡導東西方各民族都應該進行“文化自覺”,檢驗一下各自的文化有什么特點。并且將各自文化中優秀的那部分發揚光大,使之相互交流、融合發展,共同創造新的、更加光輝燦爛的世界文明。他提出:“東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點,我們中國文化也有許多獨特的東西。但是,哪些東西是西方文化中所沒有,而是中華文明所獨有的呢?中華民族還有什么好的精神和優秀傳統,能貢獻給未來的世界?我想,我們應該將那些能代表中國文化獨有的,具有鮮明特色的那部分,從理論上加以剖析,并展示在世人面前。”“在紛繁的、獨具特色的中國文化中,我想到了中國古代的玉器。玉器在中國的歷史上曾經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這種現象是西方所沒有的,或者說是很少見的。我們考古學界是否可以將對玉器的研究作為切入點,從更深刻的層面上闡述玉器在中國文化中所包含的意義,把考古學的研究同精神文明的研究結合起來。”費孝通先生站在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相互關系及未來東西方文明融合發展的高度,充分肯定了中國玉文化無可比擬的獨特價值,也為中國玉器考古研究指明了發展方向。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玉器見證了中華文明形成和連續發展的光輝歷程,是延續文明血脈的核心物質載體;我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玉器發揮了凝聚民族共識的重要功能,是各民族融合發展和團結進步的重要物質見證。

 

  (本文電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劉國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江漢考古》2019年第5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詳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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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劉國祥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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