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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政治與王朝治邊:清初的云南土司及其治理
2019年11月22日 09:19 來源:《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段金生 字號
關鍵詞:清朝;云南;土司;治理

內容摘要:

關鍵詞:清朝;云南;土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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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順治朝統一云南過程中對云南土司之“招撫”與“征討”,是王朝更替形態中新勢力與原有政治勢力之間博弈策略的表現。云南納入清朝治下后,如何實現西南的久安長治,是統治者思考土司政治的重要目標。在康熙二十年(1681)之前,清朝之土司政策,未形成相對穩定的機制,對土司以“招撫”為主的政策,主要是為了盡快統一西南,穩定局勢,而“征伐”則是對不服從統治的異己對象的自然手段。平定三藩之亂后,清朝統治層對云南土司政策或治理土司的寬嚴“尺度”存在不同見解,但共同目的都是為了維護王朝的統治秩序。這一歷時性的論述,既有利于從不同維度較全面地深入認識清代云南土司政治的發展演變過程,也有益于了解雍正朝改土歸流的歷史背景。

  關鍵詞:清朝 云南 土司 治理

  作者:段金生,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教授。地址:昆明市,郵編650504。

  清代云南、貴州諸省族群眾多,元、明時期就形成的土官土司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是這一區域族群社會政治的代表性力量。民國論者在總結歷代貴州土司的政治影響時就稱“土司系于黔至大且久”。云南“古在要荒之域,蠻夷居之”、“族姓繁多”,雖然“吾國蜀、湘、黔、桂、隴、康等省,皆有土官之設置”,但“滇省尤多”,而“滇省僻處西南,與藏衛、緬、越、暹羅接近”,并且“境域遼闊,山嶺縱橫,寒暑懸殊,交通不便,統馭深感困難”。緣于族群眾多、地域廣闊、鄰邦較多等客觀環境,云南的土司問題具有相當的特殊與復雜性。因是之故,學術界對云南土司問題的研究頗多。既有研究在探討云南土司問題時,較多圍繞土司設置與制度、雍正朝改土歸流諸領域展開,對清朝統治者不同時期對土司政策思考路徑的變化、統治層內部認識的差異等關注較少。順治、康熙兩朝是云南正式納入清朝治下及清朝對云南統治由脆弱到鞏固的時期,清初西南邊疆復雜的地緣環境及多方勢力博弈的政治形態,清朝統治層對云南土司的認識及實施政策在不同場景或時段中呈現了不同的表現內容。筆者不揣淺陋,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之上,以順治、康熙兩朝關于云南土司認識及政策的形成、變化為主要對象,對不同時段或場景中王朝統治層對土司問題的思考及政策實施內容進行綜合性、歷時性分析,以期對深入認識清代云南土司治理的復雜性有所裨益。文中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明清興替下的云南土司及清初的施政

  (一)清初的云南土司與西南邊疆政局

  明代中后期,在全國政局尚相對穩定之時,云南卻陷入混亂,正統年間發生麓川之亂,嘉靖六年(1527)出現了以尋甸和武定府為主的土司叛亂。天啟時期四川和貴州的“奢安之亂”影響尤大,為鎮壓“奢安之亂”,明朝招募了大量云南土司兵,這使云南土司在鎮壓奢、安叛亂的同時,其勢力也逐步坐大,并利用中原變故的時機相繼反叛,其間發生的“沙普之亂”直接影響了以后土司治理的歷史進程。明末清初,云南內部呈現出土司(族群政治勢力)、明朝舊屬、農民起義軍三方力量復雜博弈的政治形態,而外部則是清朝不斷由北方向南方推進統一進程。在南北分疆格局及云南內部復雜的政治形態下,清朝對云南土司政策的目標是盡快穩定西南邊疆政局。

  如前所引,《新纂云南通志》的編撰者在總結云南土司沿革及其設置緣由時,指出云南僻處西南,境域遼闊而統馭困難,認為“若以本土人治本籍事,當較便利”,稱:“昔諸葛武侯定南中,欲使夷漢相安,不留兵,不運糧,用其渠率為官,已肇土司之權輿,沿及元代,始有土司名稱。”概括土司之興的內在原因是:“明、清則授土司者日眾,皆原于邊民變亂頻仍,雖用兵敉平,但為因地因時而制宜計。于是就各族酋長之率兵效順者,或應募平亂者,論功行賞,分別委以土職、使其子孫世襲,效忠國家,所屬部落即歸其統治,用固邊圉。土司之興大要如此。”該論扼要地分析了云南土司制度的源流及發展過程,雖限于篇幅,土司制度設立及興廢的內在經緯尚未得到充分闡述,卻表現了土司這一邊疆地區族群政治勢力對于西南邊疆歷史發展的重要影響。是故,有學者就認為:“土司制度的出現,是西南各民族從‘化外’到內屬的一個重要過渡階段,是在原部落酋長制度上的發展。” 按清人王崧所統計,“明承元舊”,明朝在云南所設土司達154家;其間雖有新增或廢除,但土司一直是影響西南邊疆政局穩定的重要政治力量。清人所修《明史·土司傳》就總結稱:“神宗之世,朝廷惰媮,封疆敗壞日甚一日。緬、莽之叛,皆土官之失職者導之。雖稍奏膚功,而滇南喪敗,卒由土官沙定洲之禍。”此語雖簡,卻道出土司勢力對云南政治格局舉足輕重之影響。故清軍入關后,雖然勢力尚不及于南方,但對西南邊疆的土司問題則表現了相當關注。

  順治元年(1644),山東萊州府知府黃紀啟向朝廷建議:“大兵自晉臨秦,賊勢不支,必走漢中奔西蜀,竄踞一方。恐四省動搖,所關甚巨。請令該部將見在京師蜀中舊弁陳聯芳、盧進忠、簡化龍、李芝秀四人,檄發陜西軍前,俾相機先馳入蜀。征廢將,連鄉勇,號召土司與在籍諸臣秦良玉等,戮力前進。不惟窮寇成擒,西蜀底定,滇、黔、楚、粵之間,不煩一旅而定矣。”對于此議,攝政多爾袞令陳聯芳等人到內院“面詢方略”。可見,此時清朝雖然忙于北方征伐,但顯然已十分關注南方政局,認識到利用土司力量是達成“西蜀底定,滇、黔、楚、粵之間,不煩一旅而定”政治目標的重要方式。

  清初,明朝舊屬的沐氏家族及相關力量更加衰弱,云南土司“見甲申大變,天下沸然,而沐氏又已世衰,文武俱無干濟,欲取諸懷而嚙之久矣”。順治二年九月,元謀土司吾必奎反,“陷武定、祿勸、楚雄諸郡縣”。其時,正值沐天波派遣參將李天贄帶兵“屯會川,以防流寇(指農民軍)”之際;吾必奎反叛后,沐天波“調各土司從大贄進剿”。是年十二月,“安南土酋沙定洲反”,沐天波被迫逃往楚雄,西走永昌;沙定洲則“劫巡撫吳兆元為題請代天波鎮滇”,整個動蕩形勢影響及于迤南、迤東及迤西地區。王崧將土司之亂與農民軍入滇后的情形,評價為“其亂甚于晉之永嘉,師儒淪喪,禮義消亡,蠻夷獷悍猛鷙之風復熾”。這一復雜而激烈的變動過程,正是此時土司勢力對云南政局發展影響極大的表現。清初統治者也觀察到此點,在1645年專門任命刑部郎中丁之龍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職責是招撫云南、貴州。丁之龍在向朝廷條陳滇、黔事宜中,提出“給土司敕印”與“沐國公宜封王爵”等建議。順治四年,大西軍孫可望部入滇,“由陸涼、宜良趨省,據云南”。其時,沐天波在永昌,孫可望至大理,“以書招之”,沐氏“同楊畏知等俱至省”。孫可望“自以無名望,難于號召滇、黔”,而朱由榔稱號于廣西,遂“遣使請封”,被永歷帝封為秦王。其后,明朝舊屬勢力與農民軍勢力開始走向聯合。而早前在順治三年,順治帝在給戶部的諭令中稱:“運屬鼎新,法當革故。前朝宗姓,已比齊民;舊日鄉紳,豈容冒濫”,直隸等省未經清朝錄用官員,仍以“向來品級名色擅用新頒帽頂束帶”,而閩、廣、蜀、滇等還未控制的省區,“地方見任偽官,阻兵抗順,而父子兄弟,仍倚恃紳衿,肆行無忌。種種不法,蠹國殃民,深為可恨”,要求“自今諭示之后,將前代鄉官、監生名色盡行革去,一應地丁、錢糧、雜泛、差役,與民一體均當。蒙朧冒免者,治以重罪。該管官徇私故縱者,定行連坐。其偽官父子兄弟家產、人口,通著該地方官詳確察奏,不許隱漏”。諭令中所論全國各地的社會政治景象,應是當時的普遍情形,清軍已經控制的區域尚還存在“仍以向來品級名色擅用新頒帽頂束帶”的情況,而四川、云南等還未控制的區域,仍在原來明朝舊屬行政體制統治之下“阻兵抗順”。順治帝雖表示要治以重罪,但顯然僅屬于政治表態而已。不過,這一論述卻從另一維度表現出清初穩定社會政治環境的迫切性。在這樣的場景之下,爭取西南邊疆民族地區土司勢力的支持,對統一西南有著重要作用。

  (二)寬嚴相濟:順治朝對云南土司的政策

  順治十年,順治帝任命洪承疇經略湖廣、廣東、廣西、云南、貴州等地,總督軍備、兼理糧餉。諭稱:“湖南、兩廣地方雖漸底定,滇、黔阻遠,尚未歸誠。朕將以文德綏懷,不欲勤兵黷武,而遠人未喻朕心,時復蠢動。若全恃兵威,恐玉石俱焚,非朕承天愛民本念。”要求洪承疇進兵時應“時當防守,則慎固封疆”,對各處土司,“已順者加意綏輯,未附者布信招懷,務使近悅遠來,稱朕誕敷文德至意”。是年次月,云南籍戶部右侍郎王弘祚上疏,建議進兵云南應采取 “土司黑苗宜撫諭”,“舊黔國公沐天波宜密通”,“滇、黔土司宜暫從其俗,俟平定后,繩以新制”等措施。對于王氏之建議,順治帝認為其“條陳各款,有資撫剿,令經略輔臣酌行”。雖然此時清朝尚未正式用兵云南,但對土司進行招徠或撫綏,已是統治者在審視內外形勢下的重要認知。不論是對清朝而言,抑或于大西軍與明朝舊屬勢力而論,土司都是彼此統一或控制西南邊疆必須認真納入戰略考量的重要力量。時任清朝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魏裔介曾上疏言:“天下民生所以不安者,以云、貴有孫可望,海上有鄭成功也。孫寇所借兵力,洞蠻為多,今欲招徠遠人,但宜給以新命,不必追其前朝舊敕。……庶蕩平有期矣。”此論時間為順治十三年,經過十余年的征討,反清力量日益衰弱,而引文中稱占據云南的孫可望部之主要力量以“洞蠻為多”,可從另一維度說明土司勢力在云、貴地區的重要性,不僅孫可望部需要借重,清朝統一西南也須“招徠”。

  洪承疇認識到,“云貴地處要荒,與西北各邊、腹里各省迥別”,西北各邊“士馬征發猶易”,腹里各省“民人遷徙甚難”,而云貴地區則山川竣阻、林叢深密、交通不便,“苗蠻族多,民人絕少”,風俗不同而性情殊異,古時即稱“反復難治之國”。基于這樣的認識,洪氏建議進取云貴,“兵威宜先震懾,恩信尤加綏懷”,必先得土司苗蠻之心,然后才“可為一勞永逸之計”。進取大軍及文武官吏,若“遇賊眾迎敵、苗蠻阻路”,則“剿殺大創,收復地方”,自屬當然;若官兵在經過的州縣及土司蠻峒地區,嚴守紀律,“一衣一物毋得擅動,茅房木架毋得擅毀”,而貿易悉照公平,則“來售者眾”;同時,嚴禁官兵擄掠,則“從者如歸”;但有投誠而來之眾,其人口、財帛“分毫皆屬彼有”。這樣,可以使“諸蠻不為賊用,賊勢自孤”,而使“諸蠻肯為我用”;于是“遠人心悅誠服,西南自然全安”。洪氏強調,“云貴不比他省,苗蠻不比漢民”,清軍初到,如果得到人心,則“將來收拾自易”,此舉“所關甚大”。順治帝也稱“興師動眾,深軫勞民,即遠在遐荒, 孰非朕之赤子?”順治十五年,順治帝在給多尼、吳三桂、趙布泰等人的諭令中明確要求:“湖南、四川 、貴州、云南等處地方所有土司等官,及所統軍民人等,皆朕遠徼臣庶……今大兵所至,有歸順者,俱加意安撫,令其得所,秋毫無有所犯”,“其中有能效力建功者,不靳高爵厚祿,以示鼓勸”,對于此意,應“刊刻榜文,遍行傳諭,使土司等眾知朕軫恤遐陬臣民至意”。上引論述表明,清初統治者充分認識到懷柔或招撫土司對于統一西南邊疆的重要性。

  清初對土司的招撫之策,客觀上加快了統一西南邊疆的步伐。趙布泰部在進軍過程中,至盤江羅顏渡口,被據守的南明軍隊“扼險沉船”而“不得渡”,是投誠土司岑繼魯獻策,“從下流十里,取所沉船”,才得以“乘夜潛師而濟”。清朝大軍于1659年抵云南,“有土司官王耀祖等二十余員,各率所屬倮倮村兵丁人口赍偽敕印、誥命、札付投誠”。此時,南明政權“李定國走孟艮,由榔走緬甸,白文選走猛緬”。清軍在追擊過程中,1659年6月,“偽將王會率屬歸降,景東、蒙化、麗江、姚安、北勝、鶴慶、定遠、楚雄、永昌、鎮沅并四川烏撒、東川、烏蒙、鎮雄等土司悉先后歸附”。土司的歸順,減少了清軍統一西南的阻力。當然,有土司被清軍招撫,也有土司反抗清朝。對于反抗的土司,清軍是嚴行鎮壓的。例如,清軍攻陷云南省城后,南明政權白文選、張光翠等在與清軍大戰中失敗,由沙木河走鎮康,而“土司總兵呂三貴被殺”。呂三貴應是因反抗而被鎮壓的。

  明朝遺臣在總結南明政權失敗之原因時稱:永歷“登極于傾覆之秋,內遇跋扈挾持之元兇,外當引寇弒君之臣逆,事極難矣”;然“使江、楚、川、廣之版圖不陷,則財賦兵甲足經綸;孫[可望]、關[有才]、王[自奇]、陳[邦傳]之叛亂不生,則事勢人心尚堪戰守”,更得文武臣屬如李定國、瞿式耜等輔佐,“則天下事尚可為”。此論雖系站在明朝正統的視角來分析南明政權的內外局勢,卻從另外一個維度說明清朝統一西南所面臨的難度。該論者同時稱“滇、黔一隅,土瘠民貧,賦稅不足以養兵,堂隩不可以御寇,矧苗蠻雜處,人心易合亦易離”。“財賦不足”、“堂隩不可以御寇”、“苗蠻雜處”的論斷,是該論者認為南明政權的三大弱項,“苗蠻雜處”居于其中之一,表明土司對西南邊疆政局變化的重要影響。這種復雜的政治形態,說明了清朝此時對土司實行寬嚴相濟政策具有其合理性。

作者簡介

姓名:段金生 工作單位:云南民族大學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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