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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明時代的“鄉村振興”
2019年11月22日 09:14 來源:《浙江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 作者:馮婷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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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摘 要:在我國社會之客觀的、不可逆轉的現代轉型進程中真切地認識和把握“鄉村振興”這一戰略部署,是切實而科學地貫徹落實這一戰略部署的前提。如果說,費孝通先生用“鄉土中國”這一概念為我們刻畫了一種獨具中國特色的鄉土型文明形態,那么,今天正行進中的社會轉型則在無可回避地將中國社會帶入城市文明的時代。就像過去以“鄉土的方式”維系和組織了整個社會一樣,城市化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一步步地以“城市的方式”對整個社會進行重新組織、重新塑造的過程。著眼于這樣一種必然的歷史轉型,則目前有些有關鄉村振興的觀念之值得商榷的,包括懷舊情感支配下的鄉村振興觀以及在所謂“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觀念下的鄉村振興觀。城市文明時代的鄉村振興首先并必然是(即使不完全是)一個使鄉村參與并共享以城市為表征的現代文明的過程,這一過程涉及到鄉村產業、鄉村社會和空間組合以及作為鄉村社會之主體的農民本身等各方面的轉變。為了這個轉變順利而良性地展開,政府、市場和社會必須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關鍵詞:鄉村振興;鄉土文明形態;城市文明形態

  作者簡介:馮婷,中共浙江省委黨校社會學文化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日韩Av妻不如妾wwwdddd83com  自黨的“十九大”明確作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以來,對于“鄉村振興”的探討已成為學界熱點。短短幾年時間,圍繞這一主題所發表的論文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其中當然不乏各種值得重視的真知灼見,但是,無須諱言,也有一些觀念是值得商榷的;而其中在筆者看來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某些觀念所表現出來的非歷史、甚至反歷史的傾向,也即,脫離歷史發展之客觀進程和必然趨勢來認識和理解在我國特定歷史發展階段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實際上,根據這一戰略部署而出臺的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即明確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三個“必然要求”所突出的,實質上就是“鄉村振興”這一戰略部署的歷史性,是我國社會發展到今天這一歷史階段所提出的時代要求,既是客觀的“歷史任務”,也是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然環節。因此可以說,若想順應歷史的“必然要求”,切實地承擔起這一重大的“歷史任務”,首先必須歷史地認識這一任務。換言之,在我國社會之客觀的、不可逆轉的歷史轉型進程中真切地認識、理解和把握“鄉村振興”的戰略部署,是切實而科學地貫徹落實這一戰略部署的前提。

  一、從鄉土文明到城市文明

  人們通常以“社會轉型”來描述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社會所發生的舉世矚目的深刻變化。所謂社會轉型,籠統地說,就是從傳統社會形態向現代社會形態的轉變。稍稍具體一點說,就是從經濟上以農業為主業、空間上以農村為根基、人口上以農民為主體的封閉、靜態、同質性的傳統鄉土性社會,轉變為經濟上以非農產業為主體、空間上以城市為根基、人口上以非農從業者為主體的開放、流動、異質性的現代城市化社會。在這個轉型過程中,生產過程(包括勞動方式和生產組織)的科學化、產業構成的非農化和經濟運行機制的市場化是基本動力,而由此帶動的社會生活形態上的城市化則是最顯著的外在表征。借用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通常被用來意指“有組織性的社會生活狀態”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詞[1],那么,如果我們將費孝通先生描述和分析的“鄉土中國”看作是一種作為文明形態的“鄉土文明”的話,那么,社會發展的客觀歷史進程則正在將我們帶入一個新的“城市文明”的時代。

  對費孝通“鄉土中國”這一概念的一個最常見的誤解,就是把它單純理解為是一個關于中國鄉村社會的概念,而沒有將它看作是描述中國整體社會的概念。實際上,在費先生這里,與“鄉土社會”對應的不是空間形態意義上的城市社會,而是歷史序列上的“現代社會”,這一點,從《鄉土中國》的開篇第一句話“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即可見一斑。費先生用“鄉土中國”這個概念所要刻畫的,是不同于現代社會的獨具中國特色的一種傳統社會結構、文化和運行形態,也即,一種獨特的鄉土型文明形態。這種文明形態的基本特征是:在經濟上,農村是整個中國的生產基地,農副農工兼業的農村經濟是整個社會經濟的基礎;在社會關系上,是高度自給的農村經濟基礎上生發出來的“差序格局”;在政治-社會治理上,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形式下的“雙軌政治”及雙軌政治下基層社會自治;在價值觀念和文化心理上,則是與高度自給的經濟相應的生活態度上的“知足長樂”,與社會關系的“差序格局”相應的“維系著私人的道德”,以及與雙軌政治下的基層社會自治相應的對于“禮治秩序”的追求。[2]就如同現代社會的結構、文化和運行形態并不僅僅限于城市,這種獨具中國特點的傳統“鄉土文明”形態也不僅僅限于中國鄉村,而是籠罩于包括城市在內的整個中國社會。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的運行和生活形態都是以“鄉土性”的方式組織起來的,從鄉土中生長起來的經濟模式、社會關系、生活習性、價值觀念主導、主宰著包括城市在內的整個社會。

日韩Av妻不如妾wwwdddd83com  但是,無論你是主動告別還是戀戀不舍,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這種獨具特色的傳統“鄉土文明”已無可避免、無可挽回地成為了、或正在成為明日黃花,今日的我們已無可選擇地進入了“城市文明”主導的時代。這是由于,現代化進程中產業結構的提升必然帶來產業的集中,而產業的集中,結合勞動力市場的作用,必然帶動人口向產業集中地的大規模集聚,進而帶來城市的擴張。這一過程,無論從世界范圍來看,還是從中國自身看,都是一個無可回避的客觀必然進程。從全世界范圍來看,產業革命之前,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到10%,今天則已超過了50%,絕大多數發達國家更是超過了80%。從中國自身來看,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城市化率只在20%左右,改革開放后開始逐步提升,到2016年底,以常住人口計算的話,我國的城市化率已達到57.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諸如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大都市區呈現出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這在一定意義上表明,費孝通先生于20世紀80年代在《小城鎮,大問題》等文章中所提到的“離土不離鄉”以及扎根于鄉土的小城鎮作為“人口蓄水池”的功能等等[3],很可能是與當初以絕對剛性的方式控制人口遷移的嚴格的戶籍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在這種剛性控制下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正常地實現異地轉移,從而不得不就地轉移的產物;一旦戶籍制度對于人口遷移的控制松動,而勞動力市場的作用占據主導地位,那么,在現代化進程中人口向城市轉移就是一個自然的趨勢。按照聯合國副秘書長、人居署現任執行主任克洛斯的看法,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移徙,95%的人都出于經濟原因或者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進入城鎮地區。[4]而這個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擴張的過程,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就是從城市(最早應該是西方中世紀晚期的工商業自治城市)中生長發展起來的、適應于城市的生產方式、社會關系、組織制度、行為方式、文化心理等等蔓延、覆蓋整個社會的過程,也即作為一種文明形態的“城市文明”擴張滲透的過程。在傳統鄉土社會,一方面城鄉聯系本身并不緊密,另一方面,在這本身并不緊密的城鄉關系中,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鄉村是本位,而且相對獨立,不依賴于城市,而并非生產基地的城市則反過來完全依賴于鄉村。[5]但現代社會的城鄉關系則截然不同,一方面,由于現代市場以及更為直觀可感的交通、通訊技術的紐帶作用,城鄉聯系變得異常緊密,另一方面,當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轉變為取決于資本、現代科學和技術等等的現代市場經濟之后,作為知識生產中心、金融中心、交易中心以及各類現代企業組織之集中地的城市在城鄉關系中便取得了幾乎絕對的主導地位,從而必然地發揮出對包括廣大農村在內的整個社會的組織重塑作用、輻射作用;而且,只要承認經濟運行的形態方式必然會影響到社會其他各個方面,那么,城市的這種組織重塑作用、輻射作用也必將及于社會的各個方面。換言之,就像在過去的“鄉土文明”時代我們以“鄉土的方式”維系和組織了整個社會一樣,城市化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一步步地以“城市的方式”對整個社會,包括農村社會,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乃至空間組織方式等各個方面進行重新組織、重新塑造的過程。現代社會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運行方式必然是圍繞著城市而組建起來的,今天我們的鄉村振興只能順應而不可逆這個基本歷史趨勢而展開。質言之,城市文明時代的鄉村振興首先是(即使不是完全是)一個使鄉村參與并共享以城市文明為表征的現代文明的過程,是鄉村融入城市主導和表征的現代文明的過程。

  二、歷史進程中的“鄉村振興”:評兩種關于鄉村振興的觀念

  鄉村振興戰略的根本目標,是要“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為此,必須實現“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換言之,鄉村振興是一個涉及產業(農業)、社會與空間組合(農村)、人本身(農民)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深刻變革的過程。這里的關鍵在于,必須同時兼顧價值取向上的“可欲”與現實經驗上的“可行”兩個方面,來理性而正確地認識和把握這一變革的基本方向,也即,農業如何全面升級,農村向哪里全面進步,農民朝何方全面發展?價值上的可欲既關涉作為鄉村振興之最直接的當事主體的農民的追求,也關涉現代社會一些基本的價值共識,比如公平、自由等;而現實經驗上的可行,則從根本上取決于是順應還是逆反我們在上一節所指出的那種客觀上不可逆的基本歷史發展趨勢。正是基于這可欲、可行這兩個層面的審視省察,筆者以為,目前某些有關鄉村振興的觀念或者說傾向是值得商榷的,盡管這些觀念或傾向在關注鄉村振興方面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有的側重于文化,有的側重于經濟等等。

  第一種值得商榷的觀念可以簡單稱之為懷舊型觀念,即以浪漫主義的、虛幻的想象美化傳統鄉村社會和生活,期待以“鄉村振興”重新喚回這樣的社會和生活。這種觀念更多直接地表現為某些人的心態情緒,或以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有時也表現為比較正式的學術探討。如有學者從“鄉村文化”著眼,認為“鄉村文化”是在鄉村社會中,以農民為主體,以鄉村社會的知識結構、價值觀念、鄉風民俗、社會心理、行為方式為主要內容,以農民的群眾性文化娛樂活動為主要形式的文化類型”,是建立在農耕經濟基礎上、反映“農民與土地之間的關系”、表達“農民對土地、自然的敬畏”、傳遞“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淳樸、簡單、和諧的人文情感”的文化;盡管他們承認他們所認為這種文化在現代社會變遷的進程中受到了巨大的沖擊,但是始終對這種“具有天人合一的自然心態、家國同構的社會觀念以及以和為貴的處世之道三個主要特點”、傳遞“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淳樸、簡單、和諧的人文情感”的文化抱以脈脈眷念,進而呼吁“鄉村文化自覺”、“鄉村文化自信”,期待“鄉村文化的再生”。[6]也有學者贊嘆鄉土傳統“倫理之美”、“風俗之美”、“藝術之美”、“鄉土語言之美”,悲悼在城鎮化過程中傳統鄉村文化資源和要素的流失,傳統鄉村倫理體系的式微崩塌,以及傳統鄉村空間形態的變遷,期待通過鄉村振興使傳統鄉土文明和傳統農業文明得以回歸,使“使鄉村真正成為中國人心靈的棲息之地”。[7]實事求是地說,對于那些消逝或正在消逝中的事物懷有一絲留戀是人之常情,在留戀和緬懷的情緒中容易過濾掉那些事物曾經客觀上存在的令人不快的方面一定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就像對已故者的緬懷。問題是,不能讓這種情緒妨礙干擾我們對客觀的社會歷史進程的理性認識和判斷。就我們今天的“鄉村振興戰略”而言,不能讓這種對于傳統鄉村社會的玫瑰色想像和虛構干擾我們對于“鄉村振興”基本方向的認識和把握,以至于在諸如培養“鄉村文化自信”云云之下將今日的鄉村振興戰略理解為傳統鄉村之社會生活、文化形態以某種形式的再生或復興。筆者并不否認傳統鄉村社會確實有一些讓人眷念的因素,也不否認現代的城市文明存在令人不快的地方,更不反對某些人作為個人對傳統鄉村社會的生活表達欣賞,但是,在總體上,無論從可行性來講,還從可欲性來講,以傳統鄉村之社會生活、文化形態的某種形式的再生或復興來理解今日鄉村振興的基本方向,都是不可取的。不可行,是因為如前所述,今日的世界是城市文明主導的世界,除非你將鄉村與城市以絕對剛性的制度隔絕,或者讓社會的現代轉型就此止步,否則在這個現代化的進程中城市文明必然會以自身的邏輯來組織整個社會(比如像某些人所贊賞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這樣的風尚[8],不是說它不好,問題是這只有在相對靜態封閉的“熟人社會”中才有可能,而在開放、流動“生人社會”就不太可能,因此,在一個“生人社會”或正在走向“生人社會”的社會中,與其空喊“助人為樂”,不如首先著眼于“消極義務”而去確立“不能做什么”的道德觀念[9];再比如后面要討論的鄉村空間組織形態);不可欲,是因為城市文明所顯示的生活質量以及潛在包含著的各種發展機會從總體上講是以往的鄉村社會所無法比擬的,這一點,只要簡單看一下下面的事實即可明了:盡管在城市中可能是準二等公民,但農民工們還是義無反顧地走進城市,而經歷了城市生活之后,則很少有人真正主動回歸以前的農村生活。

日韩Av妻不如妾wwwdddd83com  實際上,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雷蒙·威廉斯早就曾指出:“有一種許多人都熟知的習慣,那就是把過去,把那些‘過去的好日子’當作一種手杖,來敲打現在。……作家們信心十足地讓我們到‘舊英格蘭’——似乎那就是我們可以落腳的地方——去尋找永恒的韻律,但這個‘舊英格蘭’又開始不斷向更早的時代退去。”[10]在城市化、城市文明擴張的時代對傳統鄉村生活加以玫瑰色的想像,并對這種想像出來的傳統鄉村抱以懷舊的、鄉愁式的眷念留戀,則是這種習慣的一個突出的表現。在那種浪漫想像中,鄉村成為自然、寧靜、淳樸、道德的生活方式的化身,農業勞作的艱辛、質匱乏的困苦、剝削壓迫的黑暗等等被過濾掉,只留下精心挑選的精致意象,而城市,則作為鄉村的對立面而成為喧囂、俗氣、功利、野心的象征。雷蒙·威廉斯指出,實際上并不存在這樣一個沒有剝削、沒有苦難、沒有黑暗的傳統鄉村,這樣的鄉村是想像、虛構的產物。由此可見,在現代化、城市化的進程中出現這種對鄉村生活的懷舊式眷念并非中國獨有,而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上所說,不能讓這種對于傳統鄉村社會的玫瑰色想像干擾我們對于“鄉村振興”基本方向的認識和把握。

日韩Av妻不如妾wwwdddd83com  如果說,上一種觀念相對比較側重于文化,那么,另一種值得商榷的觀念則相對側重于經濟與社會。用主張這種觀念的學者自己的說法,可以稱這種觀念為“跟城市化相對”而又“并行”的“鄉村振興戰略”觀。[11]這種觀點不主張從城市化趨勢中來理解鄉村振興戰略,而把鄉村振興戰略看作是與城市化相對的、體現“鄉村主位的發展理念”的一種發展戰略,“它站在鄉村大地上思考中國鄉村發展的方向和路徑,而不是片面地主張將鄉村融入并最終消弭于城鎮化之中。”[12]這種觀點的一個比較值得重視的表述是從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來審視認識“鄉村振興”戰略。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它一方面非常正確地指出了當前學界和政策部門關于鄉村振興之“產業興旺”的一個主流觀點——即認為,因為鄉村工業存在面源污染及需要規模經濟,基本上沒有發展空間,工業進城市園區已成共識,鄉村產業興旺不能靠發展鄉村工業;而在農民人均只有一畝三分地且農戶數量極其龐大的情況下,發展規模農業也缺乏條件;因此目前農村產業興旺的主要著力點是發展為城市人提供“鄉愁”消費的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是錯誤的,認為通過政策支持發展起來的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只可能讓極少數農民受益,希望以此來實現農村產業興旺和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則是不現實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提出了“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這樣一個非常值得質疑的概念,即認為,當前城鄉二元結構對于農民是保護性的、有利的:第一,現在的城鄉體制對農民的限制歧視絕大多數已經消除了,而且保留了農民返鄉的權利;第二,農民將當前的城鄉體制當作一種機會結構,他們可以依據自己的情況進行抉擇:進城發展成功則留城,失敗就返鄉。作者由此進一步得出結論:從致富的角度看農業和農村機會很少,從保底的角度看農業和農村則極為重要。發展機會在城市,保底則靠鄉村。而鄉村振興戰略的著眼點,正在于“保底”,質言之,“鄉村振興戰略要通過各種資金、政策支持,讓農民能繼續與土地結合起來,并解決農民在與土地結合中存在的各種困難。”[13]之所以說這種觀點“非常值得質疑”,是因為,第一,且不說“現在的城鄉體制對農民的限制歧視絕大多數已經消除了”是否真實,關鍵在于,目前“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表現,并不在是否允許農民在城鄉間流動,而在于城鄉間在社會方面,也即在教育、公共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福利等等方面的制度性差異,在于城鄉居民在社會權利上的不平等。第二,社會權利的不平等既關系到農民的“保底”,也關系著農民的“致富”或發展機會,比如,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就直接制約著農民致富或發展的能力形成,無論他想在農村發展還是去城市發展,因此,對于農民來說,保底、致富或發展的問題并不是發展機會在城市、保底依靠在農村那么簡單。第三,所謂“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的觀點,實際上是依舊將城市居民作為一個特權階層來看待和維護,因為不管他們自身“成功”與否,他們都可以始終享受面向城市的各種待遇權利,而這從現代世界的基本價值共識來看,是不可取的(對此,筆者在十年前的《農村的前景與農民的前途》[14]一文中即已經討論過)。第四,從上述第一、第二、第三可知,將鄉村振興戰略的著眼點定位于“保底”,進而落實為“通過各種資金、政策支持,讓農民能繼續與土地結合起來,并解決農民在與土地結合中存在的各種困難”顯然是有問題的,鄉村振興必須是著眼于現代化之歷史進程的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等在內的全面振興。實際上,所謂“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究期根本,是把目前的城鄉關系長久穩定下來,這,同樣無論從自由、平等等價值出發的可欲性來講,還是從走向城市文明的必然歷史進程出發的可行性來講,都是不可取的。當然,也許作者會認為這是立足于中國社會現實,但實際上,這是拘泥于現實。立足于現實與拘泥現實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是否結合價值上的應然與歷史發展的必然來理解、把握現實。

  懷舊型的“鄉村振興”觀和“跟城市化相對”而又“并行”的“鄉村振興”觀的一個共同的根本特征,就是非歷史性,甚至反歷史性,也就是,沒有從走向“城市文明”時代的必然歷史進程來理解和把握當今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

  三、鄉村振興與“三農”的變革

日韩Av妻不如妾wwwdddd83com  立足于現實而不拘泥于現實的鄉村振興,是一方面承認城鄉二元結構這一當前我國社會的現實,另一方面則又將這種二元結構看作是一種歷史性現象,必將、也必須自覺地促使其在歷史的進程中逐步終結。換言之,就是主動地順應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將鄉村振興看作是推動我國整體社會邁向城市文明時代的一個重要環節,是一個推動鄉村參與并共享源自城市并以城市為主導和表征的現代文明的過程。無論你對正在消逝和已經消失的“鄉土文明”抑或“村落文化”懷有怎樣的留戀眷念,無論你怎樣關注目前的城鄉二元結構如何對農民“有利”,但在總體上,筆者以為,我們只能順應社會發展的客觀歷史進程,在推動參與和共享城市文明這一視野下,來認識和把握鄉村振興所必然包含的農村社會各方面的變革,也即產業(農業)、社會與空間組合(農村)、人本身(農民)的基本變革方向。

  第一,產業的變革轉型。如上所述,在這方面,筆者雖然不認同“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的觀點,但對其關于產業振興的認識則深有同感,即當前學界和政策部門將目前農村產業興旺的主要著力點放在發展為城市人提供“鄉愁”消費的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上是錯誤的,因為多數農村事實上并不具備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的條件。而且,過分發展鄉村旅游甚至對農業經濟有一定負面影響。比如,被不少人認為對我國鄉村振興有重要借鑒意義的日本實際上就存在這方面的問題。鄉村旅游業在二戰后初期確實曾對提高日本農民收入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其對日后日本農業也產生了持久的消極影響:一方面經營旅游業的農戶不愿意推動土地流轉,致使土地細碎分割,難以形成規模經營;另一方面城市與農業區在空間上相互交錯,使日本(特別是幾個都市地區及周邊)難以形成“小農戶+社會專業化服務”的經營體系。日本農業成為“園藝化”農業,經營成本提高,農產品價格居高難下,進而導致恩格爾系數上升。[15]因此,從根本看,農村產業興旺的根本還是在于使農業通過產業化轉變為現代產業。而從邁向城市主導的現代經濟形態這一角度看,這一過程至少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生產取向的市場化,二是生產和銷售方式的科技化,三是生產和銷售組織的理性化。概括地說,作為鄉村振興的經濟基礎,所謂“農業全面升級”的基本方向是,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依靠龍頭帶動和科技進步,對農業經濟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和企業化管理,形成農工貿一體化、產供銷一條龍的產業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在這樣的產業化模式下,農村經濟實際上并不限于狹義的農業經濟,而農業經濟的產業鏈也必然延伸到城市。在此需要特別一提的是,在農村產業的變革轉型方面,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是分散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問題。據第三次農業普查的數據,2016年,實際耕種的耕地面積為16.8億畝,其中流轉面積3.9億畝,占實際耕種面積的23.4%,76.6%的耕地仍然是由承包者自家在經營。因此,小農戶經營是目前農業中絕對主導的經營形態,而且短期內不可能馬上改變。實際上,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4月25日在安徽省小崗村關于深化農村改革的講話中就指出:一方面,我們要看到,規模經營是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分散、粗放的農業經營方式難以建成現代農業;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改變分散、粗放的農業經營方式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從總書記所指出的這兩個方面出發,立足于現實,著眼于歷史發展,那么顯然,在推動農村產業的現代變革轉型上,一方面,要通過合作社、公司加農戶、向農戶提供完善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等各種行之有效的方式實現小農戶與市場化的現代產業銜接,另一方面,則必須聯系城市化的歷史進程,通過放活土地經營權、推動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等而逐步改變分散、粗放的農業經營方式,推動農村產業的現代轉型。[16]

  第二,社會與空間組合的變革轉型,這涉及到農村社會的空間組合與社會生活及治理方式的轉變。也許對于上面所說的農村產業的變革轉型,不同的意見會比較少,但對于農村社會和空間組合的變革轉型,許多人,特別是那些對傳統鄉村深懷鄉愁式的眷念留戀的人們,一定會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基于前面所說的城市化的過程是一個一步步以“城市的方式”重組、重塑整個社會,鄉村振興是這種重組、重塑的一個環節,是鄉村融入城市文明的過程的觀點,筆者認為,下面這些變革轉型既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首先,在空間組合上,要對在傳統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以及交通、通訊等很不發達的基礎上形成的村莊聚落進行必要的改造、重組,使之轉變為適合并便于居住者參與和共享現代文明(包括參與市場、參與社會公共生活、共享高質量的公共服務等等)的現代社區。在這個改造重組的過程中,居住的適度集聚以及與此相聯系的某些分散的小村落的消失是必然的,這既是農村經濟的產業化使然,也是公共服務得以高效而集約地供給的需要,而現代便利的交通以及通訊技術的發展則為這種集聚提供了現實可能。有學者從提升公共服務設施效率的角度指出,在實施鄉村振興的進程中應該重視兩類鄉村居民點:“一個是鄉鎮駐地,應該將其按照城市的標準去建設;另一個是小型的專業農戶居民點,在這里基本不需要建設公共服務設施,小型居民點的農戶在前一類大型居民點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介于這兩種類型居民點之間的不大不小的其他大部分居民點,應該逐步引導其向這兩種類型居民點方向發展。”[17]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真正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村落可以作為文化遺產而給以保護下來,但必須注意,這些村落只是作為“傳統文化”而成為“保護”的對象,而作為“文化傳統”的分散式小農村居形態則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繼續下去了。[18]這就仿佛我們可以欣賞而且有必要保護作為藝術品的書法,但毛筆書寫在今天無論如何不可能成為主要的書寫手段。其次,在生活方式上,隨著農業生產方式,或者更寬泛地說,農村經濟形態的轉變,傳統鄉村的生活方式,包括勞動生活方式、閑暇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社會交往方式等等,都必將受到現代城市生活方式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刻的影響。工作不可能再是簡單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消費不可能再是自給自足而必然主要依賴于市場,交往不可能再局限于狹隘的面對面交往的熟人圈子而必然拓展到非面對面的、寬廣的陌生人范圍,閑暇時光恐怕也不可能單純地以傳統的那些方式來消磨,各種源于城市的現代娛樂方式以及旅游等等都將進入農村社會生活;實際上,即使是生產、生活垃圾的處理,也決不可能采取傳統農村的處理方式,而必然更多地采用城市的方式,如分類、集中處理等等。再次,是社會治理形態的變革轉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指出,要“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眾所周知,“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實際上并不僅僅只是針對我國鄉村社會提出的社會治理體制,而是黨和政府為當今整體中國社會所規劃和確立的社會治理體制,這一體制所體現的政府責任意識、民主意識、法治意識無疑表達的是現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在這一體制下展開的村民自治,自然也必須體現這種精神,而絕不能走向費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傳統鄉土中國的那種鄉村自治。在筆者看來,今天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這一基本體制之下實行村民自治的基本目標,也是自治成功的關鍵,是要保障和促進每一個村民作為跟城市居民一樣的公民,能夠切實地享有和履行自身的合法權責。

日韩Av妻不如妾wwwdddd83com  第三,作為鄉村社會之主體的人本身(農民)的發展變化。如前所述,在費孝通先生筆下的傳統鄉土中國,人們——首先自然是鄉民,但不限于鄉民——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心理是與高度自給的經濟相應的生活態度上的“知足長樂”,與社會關系的“差序格局”相應的“維系著私人的道德”,當然,還有與村落社區的封閉性相聯系的保守、排外、愚昧等;而改革開放前確立的、今天正在松動中但尚未完全終止的戶籍制度則使“農民”在我國不僅僅是一種職業,而且還是一種社會政治身份。但是,伴隨著鄉村振興過程中農村經濟形態、社會形態的轉變,作為農村社會之主體的人本身也必然、并必須發生一系列相應的轉變和發展。所謂“農民的全面發展”,在筆者看來,意味著:在身份上,要從身份農民轉變成職業農民;在知識技能上,要掌握能夠適應現代經濟、社會、政治生活的基本科學知識和技能;在價值心態上,要改變傳統的保守、排外,而轉向進取、開放,并具備與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現代世界相適應的風險意識;在道德意識和行為取向上,要從特殊主義取向的“維系著私人的道德”轉向普遍主義取向的公共道德、公民倫理。[19]一言以蔽之,要從“鄉野之民”轉變為現代文明之子。

  四、“鄉村振興”中的政府、市場和社會

  如上所述,在今天這個城市文明主導的時代,所謂鄉村振興從根本上講是鄉村參與并共享以城市文明為表征的現代文明的過程,是農業、農村、農民向著現代方向的全面重塑和轉型。這個重塑和轉型需要調動和重新配置各種資源。而這個資源的調動和重新配置既關系到效率,也關系到公平。從兼顧效率和公平的角度出發,市場、政府和社會必須在這個重塑和轉型的過程中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發揮各自的作用。

  首先必須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指出:要“堅決破除體制機制弊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實際上,市場不僅是使現有資源實現合理配置的有效機制,也是激活、挖掘資源和潛力的有效機制。要建立以市場形成價格為主的價格形成機制,讓市場力量推動農業供給結構的合理化,引領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和轉型。此外,還要讓市場在人才流動、生態保護(建立市場化生態補償機制)、活躍文化等方面扮演其應有的角色。同樣需要特別一提的是,關于發揮市場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方面,必須避免一種傾向,即認為由于小農戶在資本、規模、信息等方面存在天然的“市場弱勢”,因而,為了“保護”小農戶,強化政府對農村經濟事務的直接行政干預,弱化市場對經濟活動的作用。著眼于現代化的必然趨勢,這顯然不是正確的因應方式。正確的方式只能是,通過提升完善小農戶自身合作組織的功能,通過與城市化進程緊密相連的逐步提高規模化經營,通過強化政府在信息、技術、資本等方面對小農的服務,來克服小農戶的市場弱勢,推動它們公平對接現代大市場。

  市場在挖掘資源、實現要素的合理配置、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上的效率眾所周知,就此而言,市場是“靈”的,但是,市場不是“萬靈”的,特別是對于社會和人民生活的全面而健康的發展而言。第一,市場之正常而健康的作用需要一系列前提條件,這些前提條件不是市場本身所能解決確立的;第二,市場無法糾正它自身運行所必然產生的那些影響社會健康發展、妨礙全體人民美好生活的結果,如貧富兩極分化,乃至有些社會成員生存底線的失守等;第三,作為價格形成機制,市場能有效地反映和肯定一個要素所具有的經濟效用,但是,它不能同樣有效地反映和肯定其他方面的價值,比如一個農村居民和一個城市居民同等的生命價值和尊嚴;第四,市場不會清理償還特定社會在某些特定發展進程中一方對另一方負下的歷史欠賬,相反,由于市場的運行以不同市場主體之間既有的不平等為始基,以“自由竟爭”為基本原則,其自然運作的結果必然導致把那種由歷史欠賬所造成的不平等進一步拉大,也即上面所說的兩極分化。市場的所有這些“不能”或“不靈”,自然也存在、體現于其參與介入“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為此,政府必須出場,針對市場的這些“不能”或“不靈”,聯系我國農村社會以及城鄉關系的歷史與現實,來扮演自己的角色,發揮自己的作用。在這方面,筆者以為,除了上面所說的要強化政府在信息、技術、資本等方面對小農的服務,以下幾點是非常關鍵的。第一,為市場的正常運行確立健康的環境條件,維護保障健康的市場秩序。就目前而言,這應包括正反兩個方面的工作:反面是要進一步撤除妨礙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制度性壁壘,這主要要通過將權利與戶籍身份脫鉤的戶籍制度改革來完成;正面則是要確立市場運行的制度前提,特別是要進一步明晰產權,確立農民(無論是作為集體還是個體)對于其財產,尤其是對名義上作為其財產的土地的自由支配權(在這方面,目前以賦予“經營權”以應有的法律地位和權能、從而放活“經營權”為核心要義的“三權分置",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向這一方向邁進的開始)。第二,鑒于自發的市場機制所具有的“弱肉強食”性質,聯系我國現在的城鄉發展不平衡,政府需要對市場進行必要的適度規制,通過對涉農企在以財政的和其他必要的行政手段的激勵或約束,防止資本以“鄉村振興”為名再一次掠奪農村。第三,鑒于長期以來在城鄉二元體制和二元結構下城市對于鄉村的剝奪所造成的城鄉之間的巨大不平等,“鄉村振興”戰略在實施過程中必須堅持城市反哺鄉村,這種反哺主要只能通過政府的行動來實行。即政府必須通過包括財政轉移支付等一系列向鄉村傾斜的政策舉措,來償還城市對鄉村的歷史欠賬,來推動實現城鄉的平等和城鄉的一體化。而在這方面的當務之急,一是要基于城鄉居民共同的平等生存權利,為農村居民提供與城市居民同樣的能夠滿足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need”而不是“want”)的基本社會保障;二是強化農村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的供給,大力發展農村的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事業,推動基本公共服務的城鄉均等化,也即以政府的公共服務推動引導農村居民參與和共享現代文明。

  除了市場、政府要在“鄉村振興”中發揮各自的作用,“社會”也應該在這過程中扮演自己應有的角色。鑒于關于村民組織在鄉村經濟發展、社會治理、政治參與以及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文獻已汗牛充棟,在此筆者只想簡單地提三點:第一,在關注“鄉村振興”中“社會”的角色和作用時,不能把眼光局限于鄉村社會內部的村民組織,而要擴展到整個社會,即要從國家(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中、從城鄉一體的視野下來理解這個“社會”,來挖掘、利用“社會”的資源。第二,就鄉村內部的社會組織而言,長期以來,它們,特別是村支部和村委會(改革開放前則是大隊組織)實際上更多地在扮演將向城市輸送鄉村資源的橋梁的角色,在今天的鄉村振興中,這種角色必須轉變,轉變為:一要挖掘組織內部資源,并確保這種資源保留在內部;二要承接、轉化外部資源,比如承接政府的惠農項目,將政府針對農村的公共政策或其他援助轉變為村民可以直接享用的服務等等。第三,要特別重視農民合作社(當然這種合作社必須以農民的自愿加入為前提)的作用,尤其是要發揮它在防止、抵御在必然的農業產業化的過程中資本對于農村可能的剝奪方面的作用。

  注釋:

  [1]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基譯,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46~50頁。

  [2]王小章:《鄉土中國及其終結:費孝通‘鄉土中國’理論再認識——兼論整體社會形態視野下的新型城鎮化》,《山東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

  [3]費孝通:《論小城鎮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34、93~94頁.

  [4]《聯合國發布〈2016年世界城市狀況報告〉》,http://iefi.mof.gov.cn/pdlb/dbjgzz/201605/t20160524_2002803.html。

  [5]費孝通:《鄉土中國》,劉豪興編,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版,第257~258頁。

  [6]呂賓、愈睿:《鄉村文化自信培養困境與路徑選擇》,《學習論壇》2018年第4期;趙旭東、孫笑非:《中國鄉村文化的再生產——基于一種文化轉型觀念的再思考》,《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

  [7]王曙光:《鄉村振興、鄉土美學再發現與文化-倫理重建》,https://mp.weixin.qq.com/s/iGirDu8xFISaxCLiakb8gA。

  [8]呂賓、愈睿:《鄉村文化自信培養困境與路徑選擇》,《學習論壇》2018年第4期。

  [9]王小章、馮婷:《從“鄉規民約”到公民道德——從國家—地方社群—個人關系看道德的現代轉型》,《浙江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10]雷蒙·威廉斯:《鄉村與城市》,韓子滿、劉戈、徐珊珊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15頁。

  [11]賀雪峰:《城鄉二元結構視野下的鄉村振興》,《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吳理財:《近一百年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兼論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鄉村”》,《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12]吳理財:《近一百年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兼論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鄉村”》,《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13]賀雪峰:《城鄉二元結構視野下的鄉村振興》,《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14]馮婷:《農村的前景與農民的前途——也談新農村建設的道路和前景》,《浙江社會科學》2008年第11期。

  [15]黨國英:《關于鄉村振興的若干重大導向性問題》,《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2期。

  [16]陳錫文:《鄉村振興戰略的來龍去脈》,《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04期。

  [17]黨國英:《鄉村振興的真正難題及其破解之策》,《國家治理》2019年第3期。

  [18]關于“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的辨析,參見王學泰:《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載《王學泰自選集·文化經緯》,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年版。

  [19]王小章、馮婷《從“鄉規民約”到公民道德——從國家—地方社群—個人關系看道德的現代轉型》,《浙江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作者簡介

姓名:馮婷 工作單位:中共浙江省委黨校社會學文化學教研部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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