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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石刻詩文功用論
2019年11月22日 11:21 來源:《語文學刊》2019年第5期 作者:葉官謀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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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作者簡介:

廣西科技師范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

  摘 要:中國古代石刻詩文之功用主要有:以石刻詩文求萬古流芳;以石刻詩文發布朝廷告示和鄉規民約;以石刻詩文記載各類歷史尤其是文人游史和思想懷抱;石刻詩文之校勘功用;石刻詩文之教化與多元激勵作用;石刻詩文對文學發展之作用;石刻詩文之防止紛爭作用;石刻詩文之文學傳播作用;石刻詩文之教習日常生活知識功用。

  關鍵詞:古代文學; 石刻詩文; 功用研究

  基金: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明清石刻詩歌集成與研究”(19BZW085); 2017年廣西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17BZW002)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葉官謀,廣西科技師范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教師,文學博士,研究方向:宋元明清文學。

 

  石刻是一種獨特文獻。《古代石刻通論》認為:“中國古代先民用刀在石頭上刻字、寫文章的歷史,差不多與漢字產生、發展同步。當漢字剛剛出現時,也就開始在石頭上刻寫了。”[1]2自石刻產生之后,歷朝歷代綿延不絕。尤其是其中的石刻詩文更是受各朝代重視。那么,石刻詩文之功用究竟何在?針對此問題,筆者試做一個相對全面的探究,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以石刻詩文求萬古流芳

  中國古代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有“三不朽”之說。如叔孫豹曾云:“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2]1001此“三不朽”成為中國古人共同的追求。而如何在有德、有功、有言之后實現萬古流芳之目的,古代有多種方式方法,如一些人將其德行功績言論鑄錄于鐘鼎之上,一些人印刻于瓷器古木表面,當然更多的人是將其書錄于紙質文獻當中。然而,還有一種相對而言較為常用和被世人鐘愛的方法,那便是刻錄于石上以求不朽。原因很簡單,一是全國各地均有,只是多少不一而已;二是其花費較少,不過是請匠人幫助刊刻付些勞務費而已;三是其與紙質版相較,更不易腐敗變質。至今所見一些石刻詩文即便歷經數百年依然完好無損和清晰可辨;四是其最為令人興奮的是直接面向大眾。一些石刻詩文從刊刻的首字開始便已受到老百姓的注意,萬古流芳之目的其實自那時起便已逐步實現,其速度相較于紙質版本的付印發行而后才為百姓所知要迅速得多。

  據筆者統計,中國古代石刻詩文中,記言主要是刊刻古代圣賢的名言,如唐德正于桂林刻宋代寇準題句云:“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3]170綜合觀之,各地一個較大共同點是都喜歡刻錄儒家經典或語錄等,如西安碑林存有《石臺孝經》,四川遂寧摹刻有宋高宗書《真草孝經》,重慶大足有石刻古文《孝經》,羑里城有嘉靖石刻文王之《易》,乾隆《山東通志》載長青雉兔屯之石刻《孝經》等。還有將經文片段刻于各地者,如南宋司馬備刻《易經·家人》于廣西融水、陳邕刻張栻書《論語·問政》于廣西桂林彈子巖等。[4]69而在以石刻詩文求萬古流芳的動機中,以詩文紀功錄德最為明顯。紀功錄德大多為記某朝代、某地以及他人之功德,亦有少數紀己之功德者。紀國家朝代之功德者較為著名的如元結撰文、顏真卿所書并命人刊刻于四川的《大唐中興頌(有序)》,其歌頌之意甚明。文中序并詩云:“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于戲!前代帝王有盛德之大業者,必見于是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其孰宜為?頌曰:噫嘻前朝,孽臣奸驕。為惛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地辟天開,蠲除襖災,瑞慶大來。……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升,萬福是膺。……刊此頌焉,何千萬年。”[5]124此詩文并序將唐代平息安史之亂的功績進行了頌揚,可謂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并鄭重表明刻石便是為了萬古流芳。

  對他人的歌頌以頌孔子與贊帝王居多。如宋代在廣西為官的毛恕所作《融水真仙巖孔子像并贊跋》云:“偉哉!魏魏堂堂,人中之龍,蓋千萬世,凜然如生。……于戲!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厚,父子不得不親,君臣不得不尊。人物鬼神各由其道,無是焉將化禽獸賊亂者,匪夫人之功也耶。……”[6]111另外還有許多頌贊各地官員之德政碑,篇幅所限,不另舉例。

  以詩文紀己功德之詩文亦有一些。較為著名者如王守仁所撰之《田州立碑》云:“嘉靖丙戌夏,……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乃命新建伯臣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乃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于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圣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6]282王陽明以精練之筆,將其仁心宅厚之一面以及在廣西以說服為主之平蠻功績作了簡要概括,使其德行彰顯、流芳后世。

  二、以石刻詩文發布朝廷告示和鄉規民約

  此類詩文以南方居多,廣西尤甚。例如廣西在發布朝廷命令告示和鄉規民約較為重要的篇目就有《都察院禁革六害碑記》《禁濫派船夫碑》《嚴禁征收錢糧重耗碑記》《都察院禁革重耗碑記》《淋田源禁砍水源林木碑》《禁濫派夫役碑》《奉上禁革陋例碑記》《奉縣封禁坑場碑》《奉府示禁碑》《眾立禁碑》《禁鑿石山告示》等,共200多處(方)。發布朝廷命令較具代表性的如萬歷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官方所刊刻的“淋田源禁砍水源林木碑”云:“蕭推爺禁示榜諭:……淋田一源,出自天仙而來,分派下灌,何啻千百余畝。然山陰則源潤,雖有曠旱,不竭。故培養山林,滋潤源頭,亦至理也。曾經吳成舉赴州,告給示禁伐,第彼意在利市,假公濟私。以一人禁,以一人伐,而數十年巨木欲賣盡矣。……所有水源林木,務在培養茂盛,則源不期裕而自裕矣。……系國課民命,敢有違禁,擅取一木一竹者,許七排指名呈究,定行嚴治不貸,特禁示。”[6]395此石刻文以公文的形式,在進行恰如其分的說理之后,發布了禁止亂砍水源林木的具體規定(這在事實上就是當時一個地方的法律法規),這在古代可謂一個慣例。

  在鄉規民約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禁賭、禁盜、禁騙、禁破壞山林、禁滋擾鄉里的鄉規民約。這些鄉規民約,反映了老百姓渴望安定和諧自然美的生活環境。如較具代表性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刊刻于廣西潭下鎮老街村黃瑞林家大門口右側墻上的《老街村彌盜碑記》云:“立耽保刻碑。賊犯白向元等,于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截路開搶一都五圖黃孟奇,致失主喊鳴擒獲,解官法究。有房族白兆元等二面出身擔代,備辦豬酒免息。馮招主、堡目、四圍地方,自愿盟誓,改惡自新,耽保一、二、 四、五里地方不敢偷盜。倘后如違告發,失一賠七,擒獲鳴鑼沉水。據此,稟明本縣太爺吳,恩蒙準批,會立刻碑,永遠為記。……”[6]526-527從眾多鄉規民約石刻詩文內容可知,這是朝廷出于群眾意愿等方面考慮的支持和鼓勵民眾自我解決鄉村治安等一系列問題的群眾社會治理重要舉措,此類石刻詩文實在值得我們當代深思并盡可能地與時俱進效仿之。

  另外,廣西古代石刻詩文當中還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石刻中的《述職碑》《劣政碑》以及《購試卷碑》等,這些石刻反映了朝廷對官員官聲優劣的長久褒揚、抨擊(恰如同面向全天下的通報表揚或批評,其導向明確,影響甚巨),以及對廣西科考學子真切關懷之意,值得各地執政者學習、深思。

  三、以石刻詩文記載各類歷史尤其是文人游史和思想懷抱

  據統計,現存中國古代石刻詩文作者(不包括僅題幾個字的詩文作者)在10 000位以上。僅明清石刻詩文作者,就有6 000位以上。這些作者當中不少都是其所生活朝代較有名氣甚至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家,其所作詩文頗有影響力。如唐代韓愈撰有眾所周知的名篇《柳子厚墓志銘》刻石于當時的柳州府(現石刻存于柳州市柳侯祠);宋代范成大、張孝祥、張栻等名家在廣西期間均撰有詩文并刻石當地;明清時期撰作詩文并刻石之當時名家更多、篇章更富。明代著名文學家楊慎、“前后七子”中之大多數人、“吳中四才子”、胡應麟、顧璘、付振商等就留有詩或文。楊慎就曾在正德年間于四川瀘縣留下石刻詩歌一首,詩云:“本為入山醫病鶴,逢師緣會大乘禪。世人不解華嚴偈,妙諦原從藥品傳。香饌每添靈草味,黃金即布杏花田。原隨丈寶維摩地,三管箜篌別有天。”[5]148此詩記錄了明代著名文學家,明朝“三大才子”之首的楊慎僑居瀘縣,且所具有的向往歸隱、與世無爭的佛家思想。又如在明代被稱為“吳中四才子”之一的祝枝山石刻詩歌《田家》云:“溪流浸茅宇,短檐掛犁鋤。柔桑交午陰,幽禽時相呼。稚子跨犢眠,夢歸候朝驩。稼翁擇其勞,暫往攜陶壺。老妻督少婦,擇繭停辟纑。輕雨日日零,群苗盡懷蘇。”[7]248此詩鮮明地表現了祝枝山所具有的關懷鄉村老百姓勞作生活的樸素情懷,寫得質樸無華,感情流露自然真切,可謂是那個時代難得的文質兼優之作。

  再如明代的著名詩人顧璘,其在被貶至廣西全州縣之后作了不少詩歌,還刻留一詩余于石上,詩余云:“振衣嵂屼,洗長空、初過一天新雨。萬壑千峰爭聳秀,猶有微云吞吐。撲地閭閻,橫江城廓,總是閑塵土。寺前松檜,讓渠曾見今古。漫說衡岳巡游,郁林開拓,身后還誰主?淚竹斑斑空灑血,玉輦而今何處?水底靈均,江邊刺史,蔓草埋荒宇。舉觴浮白,競須爛醉休語。”[6]268-269顧璘剛被貶至廣西之際,曾一度思想消沉。此詩余便是其當時思想的淋漓展現。然而很快地,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傳統思想便讓其打消了憂愁[8],之后為廣西全州老百姓干了不少好事,獲得較好官聲,至今仍被全州百姓稱道不已。

  清代同樣有不少文學家留下石刻詩文。著名者如袁枚、施閏章、翁方綱、鄭獻甫、石達開等。例如著名的清代文學家施閏章在安徽宣城縣留有三首石刻詩歌。其中一首云:“一徑穿云過,三天入洞開。仙宮窮斧鑿,龍窟走風雷。日抱松根下,泉通海眼來。幽樓何待客,禪坐有荒臺。”[9]278該地所留下的這些珍貴的石刻詩歌,給人們提供了詩人施閏章的活動軌跡以及其具有的崇佛向道思想,為人們對施閏章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證資料。

  相較而言,清代一些石刻唱和詩更能讓人感到耳目一新。如清代著名的起義軍將領之一的石達開在廣西宜州與同僚所作的唱和詩云:“挺身登峻嶺,舉目照遙空。毀佛崇天帝,移民復古風。臨軍稱將勇,玩洞羨詩雄。劍氣沖星斗,文光射日虹。”[6]981-982在此次唱和詩活動中,石達開先作一詩,而后是張遂謀等八位隨從一一敬和。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這可謂是起義軍首領與下屬一起唱和留下石刻群詩的最具代表性的活動之一,值得人們作進一步的研究。一些多重身份的文人亦能從多方面表現其思想和反映時代印跡。例如明代兵部尚書兼文學家的付振商在隴西留下八首石刻詩歌[10]13-15,較好地展示了當時多方面的社會現實,述寫了其一個時期的人生履歷,表達了其復雜矛盾的人生感慨。因而可以說,中國古代石刻詩文的又一個重要作用,便是文學家們各自進行詩文創作或開展群體詩文創作活動的生動記載,同時亦是他們思想情感自然真切之流露(一些刻在僻靜處的石刻詩文更是如此),是一部歷朝歷代文人們活動與思想的生動的發展簡史。

  另外,石刻詩文還具有重要的補足歷史之功用。例如《南詔德化碑》,其“碑文詳述天寶戰爭的起因和經過,表述不得已而叛唐的苦衷,歌頌閣羅鳳平定云南全境的功績,可補《新唐書》等記載之不足。”[11]7總之,石刻詩文記載了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水利、城建、生態等各類歷史,是紙質文獻之重要補足與佐證,作用甚大。

  四、石刻詩文之校勘功用

  綜觀中國古代石刻詩文,可知其有一個較為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可以與紙質版的詩文互為校勘,據此可得出正確的結論。首先是利用石刻糾正紙質版錄字之誤,如俞大猷所作之《題百壽巖詩》,其中有一句詩大多數紙本均為“柔化剛克功常罔”。而根據實地查驗,可知其事實上為“柔作剛克功常罔”。此為錄者將“作”字錯認成了“化”字導致錯訛,是不熟悉書法之故。其次是利用紙質版內容校糾石刻刊刻之誤。例如在廣西全州縣湘山上所作詩余作品《古湘山懷古·念奴嬌》之作者被刊刻成“顧潾”,這很顯然是錯誤的。因為當時在全州任職的官員便是貶官“顧璘”,且當時當地志書當中便有“顧璘”于當地為官且在湘山刊刻文學作品之記錄。[12]

  糾正歲月記載之訛誤。如陳尚君據《寰宇訪碑錄》《武林金石記》《兩浙金石記》載“天柱山監察御史源少良等題名”,知悉崔顥為開元十一年進士,糾正了《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九著錄崔顥為開元十年進士的錯誤記錄。也消解了徐松《登科記考》對究竟該作“十年”還是“十一年”的疑慮。[13]35

  糾正地名之訛誤。例如“趙明誠據熹平四年《漢堂溪典嵩高山石闕銘》載‘中郞將堂溪典伯并,熹平四年來請雨嵩高廟’,證《漢書》記‘嵩高’為‘崇高’之誤。”[14]280

  糾正官爵之訛誤。例如“李渤在桂林期間的官職,據吳武陵等人留隱山題名有‘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渤’之說,可證《舊唐書》作‘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防御觀察使’與《新唐書》作‘桂管觀察使之誤’。”[3]15

  糾正姓氏之訛誤。例如“《金石錄》據《漢宗資墓天實祿辟邪字》《漢司空宗俱碑》,結合《后漢書·帝紀》《姓苑》《姓纂》等文獻考得《后漢書》‘宋均傳’的‘宋均’,當作‘宗均’。”[14]313-314

  糾正文辭之訛誤。例如《語石 語石異同評》中有云:“至若名家恒見之詩,亦可以石刻參校。東坡《獨游南山寺寄子由詩》,首句‘花開美酒胡不醉’,集本皆作‘胡不歸’,按題有‘不與府宴’語,則石刻之‘不醉’為是。此例甚多,校集部所宜知也。”[15]224柯昌泗也云:“《獨游南山詩》‘花開酒美盍不歸’,石刻作‘不醉’,‘歸’字誠與韻協,然以當時情事言之,則‘醉’字為是。”[15]397

  總之,石刻詩文可以較好地與紙質版本互相糾正內容之錯訛,在正本清源、正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石刻詩文之教化與多元激勵作用

  古代石刻一個十分重要的目的,便是欲通過石刻對老百姓進行直觀生動的思想教化,以便人們順從他們的思想,聽從他們的命令。因此,在刊刻內容的選擇上朝廷是頗為重視的,以努力使石刻詩文的內容與朝廷期望人們所形成的思想相一致。亦正因此,選擇那些能夠勸導人們要忠于朝廷和要具有仁、義、禮、智、信等思想的詩文就占據了主導地位。如刻于明代的勸忠歌云:“世有欺罔臣,尸素甘碌碌。視君如路人,視民如草木。但知全身軀,豈解識心腹。嗜欲驥奔泉,貪賄犬獲肉。上不畏天憲,下不畏冤獄。茍便一己私,不顧一路哭。……”[16]76詩歌通過抨擊不忠之人的各種不良行徑,讓人尤其是朝廷命官能夠引以為戒,爭為忠實良臣。另外,還有勸智即勸人讀書的《四時讀書樂》石刻,共刊刻前人四首詩,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詩歌云:“山光照檻水繞廊,舞雩歸詠春風香。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讀書好。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17]6786再如較具有代表性、綜合性較強的涵峰所題清代題畫石刻詩歌云:“天生忠孝竹,節義傲風霜。橋梓垂青史,乾坤許并芳。”[18]205顯而易見,忠孝思想的高揚成了此詩的主題。另外,還有不少表現符合當朝重要思想導向的詩文,篇幅所限,不另舉例。

  石刻詩文還具有很強的激勵作用。因為大多數的石刻詩文,均出自當地官員或往來各地實力文人甚至名家之手,這自然可讓眾多百姓產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看齊激勵效果。尤其是一些通過激勵勤學奮發以出人頭地的詩文更是如此。如宋代張次良刻王正功桂林勸學詩云:“百嶂千峰古桂州,鄉來人物固難儔。峨冠共應賢能詔,策足誰非道藝流。經濟才猷期遠器,縱橫禮樂對前旒。三足八俊俱鄉秀,穩步天津最上頭。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羅青意可驂。士氣未饒軍氣振,文場端似戰場酣。九關虎豹看勍敵,萬里鹍鵬竚劇談。老眼摩挲頓增爽,諸君端是斗之南。”[3]274此作品為燕集詩,是為即將趕赴京城應考的學子所作之詩。其以寫景為襯托,在盛贊桂林美景之后表達了其對不懈奮斗的學子赴考必勝之信心和美好祝愿,成了廣西乃至全國不朽之詩篇。

  六、石刻詩文對文學發展之作用

  石刻詩文對文學發展同樣具有頗為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石刻詩文激勵著一大批后學對文學的鐘愛與刻苦創作。面對著一篇篇令人欽佩的石刻詩文,只要是稍有追求之人都會有所思考、有所啟發,何況中國古人本來就有著“學而優而仕”的厚實傳統呢。并且如前所述,留下詩文的作者大都為擁有一定官職的人員,這更令眾多學子深切向往。還由于古人的科考大都為吟詩作對或談時事和寫政論文,這與石刻詩文當中的許多內容相符,這更增加了他們學習古圣先賢名家進行詩文創作的熱情。

  二是其激勵著后人產生出敢于超越前人之信心與決心。這主要可從后人的一些追和詩中看出。如桂林所存石刻有云:“(游龍巖和前賢韻鑒水石永堅壽卿和前賢韻。)茫茫天地老洪崖,太仆何年此鑿開。一派靈源流不盡,教人疑是九天來。皇慶元年仲夏謹書。男琇、司吏張安同來。”敢于和韻表明了其樂于向前賢學習并以超越為目的的濃厚思想意識。再如明代田鑾所題石刻詩歌四首,詩之下注云:“時己亥仲夏朔日,因公過靈泉,乃步師邵盧公、羅浮姚公前韻強制以寫興耳,敢為詩也。滇永昌月溪主人田鑾題。”[5]275-276從此詩以及現存一些相類的石刻詩文內容可悉,一些詩文作者正是在看到前人石刻詩文之后心生感慨,并由此而萌生學習甚至超越前人之雄心壯志。

  三是其養分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整個時代文學的發展。中國古代石刻詩文自出現起,就成為我國古代文學一種特別的文獻和重要部分,其不僅激勵個人在文學仕途上奮勇前行,還自然形成一種人們容易忽略的文學場或說文學生態。這些文學場常常會起到良好的催化作用,不僅可以催生文學社團,還可以喚來他方名家,使具有豐富石刻詩文的各地受到更好的文學熏陶。正是此種良性循環使得文學創作數量與質量亦得到一定提升。如以廣西為例,僅明清石刻詩文數量便是此前所有朝代之四倍左右。與此相呼應的,是紙質版詩文的大量產生,如明清時期廣西紙質版的詩文便在2萬多首(篇)以上。這個數量的產生,不能不受到廣西各地石刻詩文之感召與啟示,并且直接或間接地引發了創作激情甚至靈感。

  四是石刻詩文誘發文人們開展雅集唱和活動并促進文學的發展。雅集唱和現象在實際上促進了文人間的互學互進。因為唱和在實質上是一種文學競技活動,如果沒有扎實過硬的功底,在詩歌唱和中可能便會受人嘲笑。正因如此,在無形中就給唱和文人傳導了一種壓力,促使其在唱和之前去努力提升自身文學素養,在唱和之后想方設想補足所缺,使其綜合素質得以不斷提升。這樣,就不僅在唱和當中直接產生更多新詩,還較為有力地促進了詩人們寫作質量的不斷提升。

  七、石刻詩文之防止紛爭作用

  中國古代石刻詩文當中有一種較為特別的內容,就是地契和地界等。在古代實際生活中,這種公文類的文字起到了定爭止紛的重大作用。如現存刊刻于南朝廣西桂林的歐陽景熙地券石刻文云:“宋泰始六年十一月九日,始安郡始安縣都鄉都唐里沒故道民歐陽景熙,今歸蒿里。亡人以錢萬萬九千九百九文買此塚地,東至青龍,南至朱雀,西至白虎,北至玄武,上至黃天,下至黃泉。四域之物悉數屬死人。即日畢了。時王僑、赤松子、李定、張故分券為明,如律令。”[3]1很明顯,此石刻文是為了此墳墓在此后不與人產生任何糾紛而刊刻,其防止紛爭之作用尤為明顯。同類的還有許多。如四川的楊量買山記云:“地節二年□月,巴州民楊量買山,直錢千百作業冢。子孫永保,其母替。”[5]3

  關于地界碑,其數量在全國各地亦存有不少。如廣西靈川縣蘭田鄉存在較具代表性的地界碑。碑云:“立合同以免爭占事,……基前怨恩將十八隘田山均勻分派,各管各業。韋公佑、陳仁碧正住馬鞍隘口,東至陽丈口為界,南至白旗山為界,西至半斤塘為界,北至上石橋為界。各管各業,不得侵占。如有越占,指名稟究,決不寬貸。恐后無憑,各執一紙存照。……”[19]此為村民之間的地界合同,止紛作用明晰。

  還有更大范圍者如縣界碑等具有更為重要的防止紛爭作用。如《貴桂兩縣縣界界碑》云:“……業經貴、桂兩縣政府派員會勘明白,以貴縣武樂鄉之東南西北各村與桂平之振安鄉邊境地方貴桂兩縣原日界線,由萬蓋墟附近郁江之西岸起,沿小徑繞銅鼓嶺之東北面,接萬蓋墟通大墟鄉之牛車路至桂平屬必祝村之西南面,則由道路灣八嶺腳復出道路為界。又至貴縣屬潘村之北面,則以新塘面嶺之嶺脊分水為界。所有桂平屬之楊立洲屯、青塘屯(即天臺堂)、林溪沖屯地方均系飛入貴縣境內,應劃編為貴縣管轄。……”[6]1368碑文為廣西政府以下文之形式,對地界進行明確劃定,使后世兩縣不再為土地歸屬產生紛爭。

  八、石刻詩文之文學傳播作用

  中國古代石刻詩文還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學作品傳播作用。一些重要的詩文之所以能夠世世代代傳承,石刻詩文功不可沒。如石經的刊刻,讓四書五經等豐富的傳統思想深入人心,亦使得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與文學精神得以更好地傳承發展。

  事實上,一些歷代名篇正是由于石刻錄傳而日漸變得家喻戶曉。如米元章書太白題江油尉廳石刻詩云:“嵐光深院里,傍砌水泠泠。野燕巢官舍,溪云入古廳。日斜孤吏過,簾卷亂峯青。五色神仙尉,焚香讀道經。”[5]192詩仙之詩再加之名家書法,使詩歌引來眾人觀瞻、賞鑒,令詩歌不脛而走,聲名每況愈上。又如后人刻黃庭堅詩云:“人急修行已是遲,得便宜是落便宜。修行須會真消息,問取虛空始得知。”[6]144此石刻使黃庭堅此首本來并不算著名的詩篇為愈來愈多百姓知曉,并經眾口傳誦而促成其為流行佳篇。

  又如清代大文豪袁枚所作獨秀峰詩云:“來龍去脈絕無有,突然一峰插南斗。桂林山形奇八九,獨秀峰尤冠其首。三百六級登其巔,一城煙火來眼前。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傷焉。”[3]888此詩盡管并非名篇,但由于刊刻石上,將桂林獨秀峰之獨特之處予以點明,使讀者印象深刻,在讓桂林之美景名氣得到進一步肯定和提升的同時,亦使詩歌得到較好傳播。

  其他如唐太宗撰書《帝京篇》,李白撰書《隱靜寺詩》,韓愈撰《柳子厚墓志銘》,李商隱撰《白居易碑》,歐陽修撰《醉翁亭記》,蘇軾撰《昌黎廟碑》《赤壁賦》,歐陽詢書《九歌》,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唐太宗命刻《蘭亭集序》,等等。這些詩文通過石刻形式進行廣為宣傳,即便文化低下者亦有所知聞,使這些名家篇章因眾口相傳而日漸聲名遠播,成為人們知曉之不朽經典佳作。

  九、石刻詩文之教習日常生活知識功用

  石刻詩文的一大功能,還在于其可以教會大家一些日用常識。這些常識涉及方方面面,但較為重要的是如醫學、法律和日常禮儀等。醫學知識如刊錄醫學常識的石刻《桂林養氣湯方》。其主要內容如下:“按《廣南攝生論》載《養氣湯方》:附子,圓實者,去盡黑皮,微炒,秤四兩。甘草,炙,秤一兩。囗黃,湯洗,浸一宿,用水淘去灰,以盡為度,焙干,秤二兩。囗囗囗囗右三味同搗,羅成細末,每服一大錢,入鹽點,空心服。……劉君錫以囗囗事竄嶺南,至桂州遇劉仲遠先生,口授此方,仲遠是時已百余歲。君錫服此湯,間關嶺表數年,竟免瘴嵐之患。后返襄陽,壽至九旬。……”[3]125石刻不僅記錄了藥方,還特舉了服用此湯而長壽無病之典型人物事例,令人較為信服。

  較為著名的石刻醫方還有華山蓮花峰上刊刻的《固齒方》,陜西耀縣刊刻的《千金寶要碑》,廣西南寧刊刻的《療病方書》,廣西桂林館驛處刊刻的《集驗方》。以上這些石刻醫方,直接給老百姓帶來了防病治病之管用妙法,為人們解決了一些常見的疾病,可謂善莫大焉。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法律與人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所以一些石刻典型案例的法律文書亦讓百姓十分受用和贊許。較為典型的法律案如刊刻于廣西的“判駱存新訴邱太焯盜魚案”,將整個案件的判決文全部刊刻石上,以作為范文為天下百姓知悉。全案云(略):“……主文:被告應共同賠償魚價桂鈔四百八十六元與原告代表人收取。……事實:原告聲明請求判決令被告等共同賠償魚價桂鈔九百元與其收款。據其代表人駱存新陳述意旨,略稱民村有北京塘一口為貯防旱及養魚之用。……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理由:……邱太焯、盧良玉、韋頌如、邱隆飛等率領其下地棟村人捉北京塘的魚,民等看見約捉有魚一千六百斤。……合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三百八十一條第一項、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七十九條判決如主文。……”[6]1366

  通過法律文書,老百姓懂得了原告與被告各自在法庭上應為之事,以及打贏官司需要具備的理由和證據等。同時,法律文書還讓天下百姓知曉如果不服從判決可以上訴以及有關要求和時限等等。簡言之,此類法律文書不僅能夠起到教育百姓遵紀守法、據法維權的重要作用,還起到教會百姓有關法律常識之實際宣傳作用。這些做法在當代社會仍有傳承發展之必要,確實需要我們做進一步的探索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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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葉官謀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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