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Av妻不如妾wwwdddd83com >> 社科基金 >> 基金管理 >> 項目成果
禮俗互動中的人生禮儀傳統研究
2019年11月22日 11:14 來源:《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蕭放 何斯琴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社會學院 福建工程學院人文學院/地方文獻整理研究中心

  摘 要:試圖從中國文化傳統中尋找應對現代性問題的資源,是近年來頗受關注的議題。基于學術傳統與問題意識,民俗學的傳統禮儀研究尤為關注禮俗互動,在田野調查和史籍考辨的基礎上,探討傳統禮儀與民間社會、日常生活之間的復雜關系。唯有反思“禮”“俗”等本土概念,梳理禮俗傳統,深入觀察傳統禮儀在當下的傳承與實踐,才能更清晰的思考傳統禮儀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意義,找到延續傳統的可能路徑。我們對人生禮儀傳統及其當代重建與傳承的研究,正是基于這樣的理念立場而展開的。

  關鍵詞:人生禮儀傳統; 禮俗互動; 傳承; 禮儀重建

  基金: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人生禮儀傳統的當代重建與傳承研究”(項目編號:14AZD120)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蕭放,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社會學院教授(北京100875);; 何斯琴,福建工程學院人文學院/地方文獻整理研究中心講師(福建福州350118)。

 

  近年來,傳統禮儀研究方興未艾,引起了社會學、人類學、哲學、歷史學等諸多學科領域的共同關注。一方面,禮學研究越來越成為一個焦點領域,學者們重新梳理禮學傳統,嘗試理解傳統中國思想的實質和禮樂文明的真正內核,審視禮樂文明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的獨特位置。另一方面,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等領域,也通過對歷史的再理解,對“禮”及相關本土概念的闡釋,反思理論話語。新時期的傳統禮儀研究,堅持跨學科研究的取向,在中西文明比較的視野之下來認識禮樂文明,強調將“禮儀”置于中華文明演變的語境之中,探討“禮儀”的生成機制、文化邏輯與獨特性,并思考傳統禮儀所蘊含的理論價值及其對于當代中國的重要意義,試圖從中找到應對現代性問題的資源。

  中國現代民俗學自興起之時便關注傳統禮儀。基于學術傳統與問題意識,民俗學的傳統禮儀研究尤為關注禮俗互動,在田野調查和史籍考辨的基礎上,探討傳統禮儀與民間社會、日常生活之間的復雜關系。這也是當下傳統禮儀研究不可或缺的視角。唯有深入觀察傳統禮儀在當下的傳承與實踐,才能更清晰的思考傳統禮儀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意義,找到延續傳統的可能路徑。

  人生禮儀是人的生命歷程中所經歷的通過儀式,在中國社會具有久遠的歷史傳統與豐富的儀式表現。冠婚喪祭等彰顯人倫的人生禮儀是傳統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部分。近年來,我們的研究團隊,重新理解“禮”“俗”等本土概念,在此基礎上對人生禮儀傳統形態與當代傳承情況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并嘗試以此探討傳統禮儀對于民俗學理論話語建構的價值及其對于當代中國社會文化的重要意義,借以思考傳統禮儀重建的可能性與路徑。

  一、傳統禮儀研究的回顧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關于禮的制訂與討論有著久遠的歷史,形成了以禮為中心的學術體系與學術傳統,亦即禮學。傳統禮學是專門之學和徵實之學,形成了基本的文獻傳統與研習方法,素稱難治。大體而言,傳統禮學呈現兩種面向:一是自身浸潤其間的“為我之學”,注重自身的修習、理論的探討,考辨典章、名物、儀節,究明義理;另一面向則是“化民成俗”之學,注重儀制的撰作與研究。秦漢以降,幾乎每一個朝代都要制定本朝的禮儀制度,有的還形成禮典,著名如《唐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明集禮》《清通禮》等。在官修禮書之外,歷史上還出現了大量由私人編撰的有關冠婚喪祭儀制和日用倫常的家禮、鄉禮類著作,諸如宋代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明代黃佐《泰泉鄉禮》等。無論官修還是私撰,編訂這些禮書的主觀意圖往往十分明確,是想藉此確立儀制的規范,指導現實生活中的禮儀活動。在漫長的古代中國,傳統禮學的兩種面向相輔相成,綿延不輟,影響至深。

  自1905年清廷廢科舉以來,傳統禮學經歷了復雜的變化,傳統禮儀研究處于古今中西不同研究范式和話語體系的相互激蕩之間。先是在“中體西用”口號下,通過癸卯學制改革,包括禮學在內的傳統經學作為“舊學”被保留。(1)1912年民國肇立,經學在新的學制改革中被廢除,傳統經書也因此被劃入新的知識體系,分別成為文史哲等學科的歷史文獻,對禮的研究也開始從傳統經學的治學方式向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轉變。(2)早年梁啟超提倡“不把他當作經學,而把他當作史學”(3),即利用傳統禮學所積累的豐富文獻,結合出土文獻、風俗資料等新材料,進行中國文化史、制度史、社會史、風俗史的研究。王國維、顧頡剛、楊寬等人及其同時與后學者,以此種范式,探求古禮古制,辨析禮的起源、實質,呈現古代社會禮制、禮俗風貌,為后世研究樹立了典范。

  處在舊學轉入新學過程中的學者,其身心承受著文化轉變的陣痛,一方面在西方現代學術思想和體系影響之下突破中國傳統學問方式,另一方面在學術研究中始終貫穿著尋求中華文明出路的現實關懷。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之下,傳統禮儀被視為舊社會、舊道德的象征受到猛烈批判,如吳虞等人對“禮教吃人”的申述。然而,在這一論述占主導的社會文化語境中,仍有許多學者采取了較為審慎的態度,從文化/文明的角度理解中國傳統禮儀,將禮界定為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的重要特征,將禮視作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概念,將禮和禮教區分開,將對當時體制的批判與對禮樂文明的特征和價值的闡揚區分開。梁啟超以“中國重禮治與西方重法治相對”,被認為“深得文化分別之大旨所在”。(4)錢穆景仰傳統智慧,致力于以傳統為基礎尋求符合中國歷史的中國出路,提出“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5)。李安宅以社會人類學的方法研究傳統禮儀,將禮作為一種文化/文明的觀念。(6)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以“禮治秩序”界說傳統中國基層社會的特征之一,認為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范,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禮治在維持傳統鄉村社會秩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7)

  伴隨著各種變革,傳統文化不斷受到批判,傳統禮儀也不斷發生變革,人們在斷然拋棄舊禮儀時卻一直沒有建立起符合新時代的禮儀。與此同時,對傳統禮儀的研究也日漸式微、歸于沉寂。近三十年來,禮儀研究逐漸復興,接續了近代以來的諸多研究范式并有漸趨豐富之勢。一方面,從現代學科的角度深化傳統禮學研究,或對禮的起源、發展歷程、思想內涵等進行考證分析,或主要從文化史的角度梳理禮儀制度、呈現禮儀形態,或著力于傳統禮學思想的整理與考辨。這一方面的研究蔚為大觀,此不贅述。另一方面,一些人類學者、社會學者則重新解讀費孝通、李安宅、錢穆等學者的觀點,以“禮儀”這一概念重新審視中國傳統社會和當代民間社會,剖析中國傳統禮儀的特征、構成、運行機制,并試圖以此突破西方學術范式在研究中國問題時所產生的局限。(8)同時,禮儀傳統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的意義這一議題也受到許多學者的關注。禮的現代價值和意義、傳統禮儀與當代民眾生活、禮儀文化傳統的傳承與重建等問題是其中焦點。諸多學者意識到了傳統禮儀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的重要關系,強調了重建禮儀傳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些學者則進一步將此種重建付諸實踐,探索在新的媒介和技術環境下重建禮儀傳統的方式。(9)

  近代以來,不少西方學者對“禮”進行研究,認為禮定義了中國的文化身份,并探討中國傳統禮儀的意蘊和價值。如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對禮的作用有極精彩的發揮,對西方漢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10)在現代西方學術傳統中,大部分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沿用英國人類學家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 A.R.)的觀點,把禮翻譯成ritual,并按照ritual來研究。西方的另一些學者則從社會史、歷史人類學的角度,關注到了中國傳統社會或民間社會中的禮儀實踐,如伊沛霞(Patricia Ebrey)對中國文化傳統中家禮著述進行的社會史研究(11),華生(James L. Watson)和羅友枝(Evelyn S. Rawski)等人對晚清以來喪葬禮儀實踐的考察等(12)。

  通過對國內外相關研究的簡要梳理可見:首先,中國有著固有的豐厚的禮學傳統,形成了禮學文獻系統和特定議題;其次,現代學科體制下的禮的研究,超越了傳統經學單一的治學方式,在新的問題意識主導下,采用多學科、多角度的視角,擴展了文獻使用的范圍和深度,既延續了傳統禮學的議題,又拓展了新的研究領域;再次,學者們的研究大多有著強烈的基于歷史與當下的現實關懷。

  二、傳統禮儀研究的民俗學路徑

  中國現代民俗學自興起之時就關注傳統禮儀。1924年至1926年,周作人、江紹原在《語絲》上發表了關于“禮”的一系列討論,可以視作民俗學關于傳統禮儀研究的代表,體現了民俗學的現實關懷與理論視角。1924年《語絲》創刊,在創刊號上周作人發表了《生活之藝術》一文,感嘆中國的“本來的禮”的喪失(13),引發了他與江紹原之間關于“禮”的系列討論。兩人以制定民國“新禮”為名,江紹原戲薦周作人任“禮部總長”,自己出任“禮部次長”,先后共匯成九份“禮部文件”,直接促成了江紹原對“禮”的研究以及《發須爪》的寫作。(14)二人的討論立足于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他們關注的問題是:當作為宇宙觀、道德觀總體呈現的“禮”淪落為一種沒有生命力的刻板“禮教”時,如何重建維系人心的道德和恢復生活的藝術?同時,二人尤其是江紹原,以西方宗教學、人類學的理論范式研究禮。周作人將“禮”視為“生活的藝術”,江紹原認為禮是文化的復體。(15)江紹原還觸及了“官禮”與“俗禮”的問題,意識到“官禮”和“俗禮”是可以相互吸納的,俗禮可以被官禮吸納,官禮亦可以影響俗禮。(16)關于禮儀的重建,江紹原則認為“無論怎樣古的禮,若不用我們的科學智識、道德標準和藝術興趣,好好的提煉一番改造一番,絕不能合我們今人的用”(17)。

  周、江二人關于“禮”的討論涉及了從民俗學視角出發研究傳統禮儀的諸多議題。然而,長期以來“到民間去”“眼光向下”的民俗學更多的關注“禮”的對立面“俗”,二人關于“禮”的討論在中國現代民俗學后來的發展中并沒有太多回響。近年來,漸有民俗學者重新思考傳統禮儀對于理論話語以及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如彭牧對比“禮”與“儀式”這兩個中西范疇的異同,反思西方宗教和儀式研究的局限。(18)張士閃則梳理了禮俗互動傳統及其所寓含的傳統政治智慧和社會運作機制。(19)已有討論提示我們,要更好地理解民間社會、日常生活,需要突破以往的學術話語,回到思想史重新理解禮、俗等本土概念,關注禮俗互動;同時,當下傳統禮儀的研究也需要民俗學的視角,探討禮儀如何傳承實踐,如何制度化、世俗化,成為關乎世道人心的文化基底。探索傳統禮儀研究的民俗學路徑是必要的,也是對前人的呼應。

  基于相關研究的梳理,傳統禮儀的民俗學研究應建立在對以下問題的認知和理解之上:

  (一)禮的多重面相與豐富意涵

  禮的傳統并非一成不變。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禮的觀念不斷豐富、充實,隨時而動,不斷生成。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禮的內容、價值意義、功能等諸多層面也都發生著變化。禮在中國傳統社會和思想史中有著多重面相。就目前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來看,具體的禮儀可上溯至初民社會的風俗習慣;從禮制的整體來看,周禮的主要來源是前代的祭祀文化與生活習俗。(20)與前代相較,周代文化發生了人文的轉向,由商代的祀神尚鬼,轉而關注人間秩序和日常生活。集大成之“周禮”“禮樂”,超出殷商祭祀文化的范圍,成為體現道德理念的制度形態,不僅是制度和各種具體的行為規范、各種人際關系的行為儀節,也是對社會生活的系統化和理性化的規定。(21)這一政治制度和文化系統完美融合的禮樂文明,也成為后世不斷回溯的文化政治理想,“周禮”也因此成為后世禮儀觀念最重要的來源。春秋戰國時期,禮的觀念不斷豐富充實。(22)至周衰,禮崩樂壞,孔子及其后學,對周文化加以保存、整理,并對禮進行全新的哲學詮釋,發掘其內在價值,賦予禮以新的精神,使禮學成為了具有積極價值的理論。(23)經孔子及其后學的整理和理論建構,禮成為儒家思想的核心觀念之一。直至漢代,儒家典籍被尊崇為經,禮制被重新確定為國家祭祀和官僚制度的原則,儒家思想成為占主導的意識形態,儒家禮儀也因此成為中國傳統禮儀的核心,集政統、教化、道統于一身,擁有不言而喻的權威性。(24)

  “緣情制禮”是禮儀制定的基本原則,“禮之重要性,則在導達人之情感”(25)。禮以人情為基礎,又對人情加以節制,使人情以恰當適宜的方式表達,以達“文質彬彬”之“中庸”狀態。《論語》:“齊之以禮”,郭象注:“禮者,體其情也。”(26)禮是情的載體,而情是禮的內在精神。禮須踐履而行之,禮的內在意涵需要以時時刻刻的身體參與來使其呈現。《禮記·禮運》又稱:“禮也者,義之實也”,孔疏:“禮者,體也,統之于心,行之合道。”(27)禮又是一種通過內心對外部的衡量而把握適宜分寸的、敬而行之的實踐。禮既支配思想又支配行動,思想行為是結合在一起的。所以錢穆在《國學概論》中說:“《論》、《孟》言‘禮',皆明禮意,著于行事,不在簡策。”(28)

  古代中國,禮作為社會生活的總規范,影響、浸淫至制度、器物、行為、觀念、心態等各個層面。禮是天道秩序,是國家典制,是社會生活規范,也是儒家君子的理想人格、個人的身心修為,被視作統貫個人、社會、國家、天地宇宙的基本準則。中國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社會理想,依憑的核心都是“禮”。禮既是關于成為什么樣的人的規定,也是關于社會如何構建的理論。總之,禮包含禮義、禮儀、禮器、禮制等內容,涵蓋觀念、價值、行為、器物、制度等多個層面,存乎冠婚喪祭、進退揖讓之間,既關乎個人修養,也指向家國建構,貫穿自然人情與天地之道,是道德、宗教、審美三種價值的統一。(29)

  西方學者以Ritual Study的方法理論研究中國的“禮”,在已有的理論設想中,受涂爾干的信仰與儀式二分的宗教研究范式的影響,往往將“禮”作為客觀研究對象,吸引他們的是中國傳統禮儀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方式及其社會價值和社會影響,而忽視了中國的禮學傳統和文獻傳統以及禮的情感屬性等豐富意涵。與西方的ritual相較,中國的古代禮儀,在獲得集大成發展的周代,就早已超出一般宗教禮儀的范圍,表現出鮮明的人文特色。禮的意義遠大于簡單的儀式過程與儀節。辜鴻銘很早便對西方人對禮的誤解而有所洞察,他曾對于他人把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禮翻譯為rite而大為光火,認為應當譯為art,將禮視為一種生活的藝術,是情感和行為恰當適宜的呈現。(30)另一些研究則往往只專注于禮的某一方面內容的梳理和探討,如典章制度,而缺少對禮的整體性的把握。

  回到中國古代思想史,對“禮”的豐富內涵和文化特性進行全面把握,應是進行禮儀研究的首要任務。無論是從禮儀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國社會,還是思考傳統禮儀與現代生活之間的關系,對漫長歷史中的禮的多重面相和豐富意涵的整體性再理解都應是起點。

  (二)禮俗傳統與人生禮儀實踐

  古人對于禮的重視和殷殷致意并不止于著述,通過對禮的踐行,最終生成一種與天道相符,并囊括個人、家庭、社會、天下的禮治秩序,才是真正旨歸。在關于禮治秩序的思想論述和實踐中,中國古代形成了獨特的禮俗傳統,禮俗關系是傳統禮學的重要議題。一方面,“圣人因俗以制禮”,俗是禮的來源,禮是對俗的系統化的規定;另一方面,俗始終處于禮的觀照之下,風俗被視作禮的秩序實現的重要一環。風俗論述以及對民眾日常生活進行禮儀規范的教化是古代至為重要的政治實踐。

  《周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人倫秩序是天地秩序的體現,也是建構家國秩序的基礎。人倫是禮治秩序生成的核心,所以孟子才說“圣人,人倫之至也”(《孟子·離婁上》),荀子亦言“圣也者,盡倫者也”(《荀子·解蔽》)。儒家主張“道在日用倫常中”,并不崇尚對日常生活的超越,禮儀的制定乃“緣情制禮”,緊緊扣住人情,將哲學思考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對民俗加以提升與文飾。因此,禮樂文明以人倫為核心,重冠婚喪祭、鄉飲等彰顯人倫的人生禮儀與社會交往之禮。《禮記·昏義》中說:“夫禮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鄉射,此禮之大體也。”今本《儀禮》所記述的十五種禮儀(31),全部屬于人生儀禮和社會交往的儀節。在儒家思想中,如果沒有這些禮,社會就像是沒有了骨節,就要散架,所謂“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斗之獄繁矣”(《禮記·經解》)。

  同時,儒家強調通過禮樂教化,使孝悌忠信等人倫道德的天然種子油然而生。歷代士人以道自任,一直都是以禮化俗的主動承擔者。(32)一方面風俗批評、風俗記錄在中國古代的學術傳統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豐富的風俗論述。(33)禮學思想所呈現的理想社會秩序是許多風俗論述的出發點與旨歸,“風俗”常被視作攸關社會秩序的關鍵詞。冠婚喪祭等人生禮儀是最受關注的內容,民情民性、倫理品性是諸多風俗論述的核心。(34)糾正當世之疵謬,指出向上一路,以辨風正俗,是許多風俗批評的共同特點。關于風俗的論述,其背后有一個隱而不顯的儒家禮學思想的世界。另一方面,士人階層積極參與到禮儀實踐之中,移風易俗,制禮作樂,推行禮儀于基層社會。宋代以來士人以禮化俗的實踐尤為矚目,影響深遠。面對五代澆漓、社會生活禮法廢弛,宋代士人以重建世俗化的儒家生活文化和人倫秩序為旨歸,重新制定冠婚喪祭之禮,推及基層社會。朱熹編訂《家禮》以及其后興盛的“家禮學”或“四禮學”,正是此種實踐的代表。宋明以來,此種“一道德,同風俗”的實踐頻繁展開,士紳與皇權都致力于以禮化俗,使儒家的倫常觀念與生活規范深入民間。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來,隨著印刷出版的發展和文字的廣泛應用,基層社會的識字范圍擴大,文本與實踐、禮與俗之間的關系更為錯綜復雜。在國家禮典、禮書與文人禮儀范本之外,更加切于日常禮儀實踐的民間禮儀文獻大量涌現并逐漸形成特定的文獻傳統。在基層社會中,具有一定知識水平和文化能力的獨特群體,在溝通文本與實踐、禮與俗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樣一種歷史,在當今社會仍有微弱卻不息的延續。盡管多學科視角的禮研究擴展了史料的范圍,除禮經、禮典之外,文人筆記、史志、政書等都成為重要文獻,并偶有涉及民間文獻。然而學者們的研究仍然圍繞著精英與經典,對民間禮儀文獻缺乏系統的研究。

  傳統禮儀之所以能對中國社會產生持續、深遠的影響,源于其對于日常生活與日常實踐的關注,禮與俗、文本與實踐之間也因此形成了復雜而生動的互動。正是沉淀于廣大基層社會之中的日常禮儀,賦予傳統禮儀文化強大的生命力,禮因落實于生活日用而產生廣泛影響。“禮失求諸野”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才得以成立。因而,在對傳統禮儀文化的探究中,除了關注歷代政府與學者對禮的相關討論和規定,更應當考察禮如何對一般日常生活產生影響,換言之,禮如何制度化、世俗化,影響生活至深,國家或精英制定的禮的藍圖如何成為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根基。對于后者,現有研究明顯不足。禮儀重建是否需要以及如何進行,也都需要基于對傳統禮儀實踐的考察。

  基于上述梳理和思考,我們認為,從民俗學的視角研究傳統禮儀應立足于思想史、制度史等,對禮進行全面把握,聚焦禮俗傳統,關注禮俗互動。在風俗論述和以禮化俗的教化中,冠婚喪祭等人生禮儀是頗受重視的內容。在過渡儀禮的理論框架之下探討儀式內涵、結構特點、深層意義等,是研究人生禮儀最為常見的視角,然而此種視角忽視了傳統人生禮儀的禮制、禮學、思想史等方面的屬性。我們以人生禮儀為考察對象,梳理冠婚喪祭諸禮儀的儀程與要素、歷史與現實、文本與實踐,立足于中國當代社會,考察中國傳統人生禮儀文化的豐富內涵和文化特性,從僅僅圍繞精英與經典的禮學研究,轉為強調禮的制度化、世俗化的過程及其與日常生活的關系。同時,結合田野調查,對人生禮儀實踐的現狀進行梳理分析。通過對歷史的再理解以及對社會現狀的洞察,發掘傳統人生禮儀的當代價值,對中國當代社會的禮儀重建進行系統性的理論思考,為禮儀重建的當代實踐提供恰當合理的建議。

  三、人生禮儀研究的基本內容、特色

  人生禮儀是指人在一生中幾個重要環節上所經過的具有一定儀式的行為過程。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人生禮儀并不是變動不居的民俗事象,也不僅僅是一種人生過渡禮儀,而是中國傳統社會禮儀制度、儒家思想和民俗生活互動的產物,一方面聯結著尋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一方面聯結著受儒家文化支配的傳統價值觀念,千百年來始終發揮著規范人生和統一教化的作用。人生禮儀是傳統禮儀文化內涵、價值以及運行機制的集中體現。

  誕育禮、成人禮、婚禮、喪葬禮、祭祀禮儀是中國傳統社會貫徹人生的五大禮儀,也是我們主要考察的傳統人生禮儀類別。誕育禮儀是人生經歷的第一道禮儀,它圍繞著新生兒誕生、養育過程展開;成人禮是青少年進入成人社會的通過儀式,它以青年人生理成熟為基礎,結合社會人的角色期待,設計的青年成長禮儀;婚禮為人倫之始,決定著一個家庭的基本結構和過日子的走向;喪禮為教化之重,哀死送亡是中國傳統社會禮敬生命的重要禮儀,關系著每個家庭的人情厚薄;祭祖是慎終追遠的孝道的重要體現。根據人生禮儀的性質特性,我們的研究從如下三個角度展開:首先對不同時代傳統人生禮儀的形態、要素、內涵進行梳理;其次考察傳統人生禮儀的傳承與變遷;最后立足歷史與現實,探討人生禮儀重建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具體包括以下三部分內容:

  一是人生禮儀傳統形態及其要素的研究。這部分研究基于對各類儒家經籍、國家禮典、文人禮書、地方史志、民間日用類書等文獻的整理,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首先,分別探討上述各類傳統人生禮儀的文化內涵、知識傳統;其次,深入剖析各個傳統人生禮儀的儀式過程、器用、服飾、空間、角色等禮儀要素,呈現禮儀的豐富內容;第三,呈現各個人生禮儀傳統構建與變遷的過程。

  二是人生禮儀當代傳承實踐的考察。基于廣泛的田野調查,考察各個人生禮儀傳統在當代社會的傳承與實踐的復雜面相,探討背后的文化邏輯與機制,揭示人生禮儀傳統在當代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實踐、傳承邏輯,及其在個人、群體、社會等層面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

  三是人生禮儀傳統重建的思考。對人生禮儀傳統重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進行理論探討,結合文獻梳理與田野考察并結合當代社會現實,以恰當的方式參與人生禮儀傳統重建的具體實踐。

  我們的研究重視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的結合。首先,圍繞人生禮儀傳統,強調文獻資料的系統性。在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方面,綜合運用考據、義理之學,并對少有人系統關注的民間禮儀文獻加以收集整理。我們重視以下文獻資料:一是儒家禮學經典;二是歷代禮典律令;三是文人禮書;四是民間禮儀文獻,包括日用類書、通俗禮書等;五是家譜文獻。此外,地方史志、筆記雜纂等也是重要的資料來源。其次,我們赴北京、云南、江西、福建、山西、河南、河北、浙江、廣東、廣西等地開展調查,同時關注臺灣、香港地區以及馬來西亞華人社區的人生禮儀活動。在田野調查中,我們以團隊方式進行,團隊成員互相參照,深入互動,并不局限于某個調查點的某類人生禮儀的考察,而是關注人生禮儀的連續性和整體性。最后,適當采用數字媒體技術綜合呈現資料,如建立數據庫以分類呈現傳統禮儀文獻整理和研究成果。

  數年來,我們在禮與俗、精英與民間、文獻與生活、傳統與現代的互動中對人生禮儀的文本形態與生活形態進行關聯研究,力圖全面地闡釋人生禮儀傳統及其在當代日常生活中的傳承與重建實踐,強調對人生禮儀實踐軌跡的研究(35),探討“過去”如何參與建構“現在”,即“過去”如何被“日常化”。(36)基于前文所述問題意識、研究思路與方法,通過對人生禮儀傳統及其當代實踐的研究探索,我們形成以下基本認識:

  第一,圍繞著冠婚喪祭諸人生禮儀,中國古代形成了特定的文獻傳統。儒家經典、文人禮書、民間日用類書等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人生禮儀的書寫傳統,記載著人生禮儀的歷代演變,傳遞著傳統禮儀知識與價值觀念。這一傳統以《儀禮》為藍本,旨在為禮儀實踐提供文本指南,以切于日用為特點,呈現出禮俗交融的特點,共同構成了人生禮儀傳統亦禮亦俗的龐雜豐富的面貌。

  《儀禮》在后世的禮典制作、文人禮書撰作中,都具有典范的作用,提供了最為基本的禮儀結構和框架以及思想基礎,也是儒家士人探討、變革相關禮儀的起點和參照。歷代文人都致力于將古禮與日用融合,以使禮儀行用于世。這些士人所參與的文本書寫活動,使得禮與俗之間分野變小,界限變得模糊。書寫文本與生活的互動,也成為傳統禮儀實踐的重要特點。尤其是宋代以來,隨著皇權與士人階層積極向下推行禮儀,禮儀與民俗有著更深的融合,儒家禮儀也更為深刻地影響著基層社會。朱熹《家禮》則是宋代以來的新禮儀經典,被視為化民成俗的范本和民間行禮的指南,元明時期其它家禮類禮書對冠婚喪祭諸禮的制定大多遵循《家禮》的框架,同時融合時俗或地方傳統。宋代以來,民間坊刻發展,大量刊印日用類書,輯錄與冠婚喪祭諸禮相關的各種知識,包括儀節、律令條例,禮儀實踐中所使用的各類文書格式、范本,儀式中的聯語詩文贊詞等,展示了較切于日常生活的傳統禮儀知識系統。《家禮》也更加日用化,出現了許多以“家禮”名之、實則為日用類書的禮儀指南,深刻影響了基層社會的禮儀實踐。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禮儀類別的情況會稍有差異,其中婚喪祭的書寫傳統較為完整豐富,而誕育、成年禮則較為寥落。(37)

  第二,禮儀實踐與民間信仰、地方傳統糅合在一起,共同建構了基層社會的禮俗秩序,有著高度的社會治理價值。在禮儀實踐與禮俗互動中,禮生、道士等禮儀專家發揮了重要的文化中介的作用。(38)

  第三,以人生禮儀為主要內容的傳統禮儀的當代實踐呈現出復雜面相。非遺保護運動的發展、傳統文化復興的倡導、價值重建的文化自覺等,都對傳統禮儀的當代實踐有所影響。一方面,傳統禮儀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傳承、復興;另一方面,在復雜的多重語境下,媒體、商業、民眾、地方文化人以及學者積極參與,對冠婚喪祭諸禮進行重構。在多重語境下,傳統禮儀在當代的實踐,是一個禮俗再造的過程。(39)

  第四,對于傳統人生禮儀的重建,學者應持審慎的態度。一方面,傳統禮儀和傳統人倫的重建是化解當下家庭人倫焦慮的重要途徑,重建有其合理性。人倫是中國古代禮樂文明的核心。人倫關系滲透在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中西方皆如此。禮儀和人倫具有超越民族的普世價值。禮制的打破、舊式婚姻制度的取消、平等自由理念的深植,都無法取消人倫在現代生活中的重要性。經過千百年來的浸染,傳統人倫已經內化為中國人的深層文化心理,關乎世道人心。因此,無論是從普世的角度,還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傳統人倫和禮儀都具有當代價值,對于新禮儀、新道德的建構有著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中國的儒家倫理和禮治傳統是一種農業文明,離不開鄉土社會的漫長孕育。隨著社會發展,古老的鄉土文明會被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取代。我們需要明確的是,在現代社會,禮治、德治不再作為一種主要制度來約定人們的生活,傳統禮儀和人倫應該注入私德領域和個人修養之中。禮儀的重建也應當在私德領域和個人修養層面進行,使其成為當下人們多元選擇之一種。傳統禮儀的重建必然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接軌,是在自由平等之上的家庭倫理秩序的重建。傳統禮儀的重建也應當是在維護個體尊嚴和價值的前提下進行,擯棄不適合現代社會的內容,保留可彰顯親情和現代價值的內容,保存脈脈溫情,并回答“什么是良好生活”。

  學者在傳統禮儀重建的實踐中扮演的角色應是社會的中介和中立的旁觀者。(40)我們的團隊除了研究之外,之所以還寫作傳統禮儀知識的普及讀物,參與具體禮儀實踐的指導,提供可資參考的禮儀實踐指南等,正是基于上述思考。(41)

  四、人生禮儀研究的價值

  我們基于歷史的理解和現實的考察,系統性思考中國人生禮儀傳統與當代禮儀重建,具有學術與社會的雙重價值。

  首先,人生禮儀傳統及其當代實踐的研究,是對中國現代民俗學理論話語的反思,也是對民俗學實踐轉向的呼應。實踐是近年來中國民俗學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詞之一。關于民俗學的實踐理論、轉向及爭論,已有詳細梳理,此不贅述。目前學界關于“實踐”這一概念的界定莫衷一是。我們認同“知行合一”的“實踐”,認為實踐民俗學“既是‘從實踐出發的社會科學',也秉持中國古代與近代的風俗研究立場。”(42)我們對實踐民俗學的討論,需要回到中國本土的古老概念和學術傳統中。在中國古代有著風俗批評和以禮化俗的禮俗實踐傳統。我們從民俗學視角出發的傳統禮儀研究呈現了傳統禮儀如何制度化、世俗化、日常化的實踐軌跡,以及多主體參與的傳統禮儀的當代實踐面相。作為“自覺的行動者”,我們也以審慎的態度,在傳統禮儀的當代實踐中扮演社會中介與中立的旁觀者的角色。

  其次,人生禮儀傳統及其當代實踐的研究體現了應對文化危機與困境、重建公共生活秩序的現實關懷。禮樂文明是中國文化遺產最核心的部分。人生禮儀有著高度的社會價值,它是踐之于身的行為規范,也是約之于心的道德規范。在社會轉型的現代化進程中,隨著西方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的蔓延,以及傳統文化的失勢,人生禮儀逐漸單薄缺失,人的內心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相通的一套規則被破壞,人倫解紐。盡管政府開始倡導禮儀教育,社會組織如企業等也對禮儀頗為關注,介紹實用禮儀知識的書籍也不斷涌現,然而由于系統性的理論探討的缺失,仍無法真正改變式微衰落的趨勢。傳統禮儀形態的失范,使得我們這個建基于禮儀的民族變得躁動不安,失去一貫的莊重,直觀意義上的禮儀形態失范,實際上擾亂的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根底,反映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危機與困境。通過依舊流淌在民族血液之中的文化因子,尋找解決當代社會問題良方,通過日常禮儀的重建修復人與人之間的紐帶以及公共生活,建設一套適合現代生活需要的禮儀體系,成為非常迫切的問題。本研究是在中國當代社會的語境下,在更為豐富的歷史視野中,對中國傳統人生禮儀進行再理解,發掘其中可以激活的成分和內容,促進傳統禮儀文化的自我調整和更新,真正對新的社會文明發生積極的影響。我們探究歷史上以及當代社會中的人生禮儀實踐,對于中國當代社會的禮儀重建和人心聚合有著重要意義。

  五、結語

  1925年夏天,據稱有鑒于人民“或競尚新奇、或流于簡褻,內損國信、外失觀瞻,有意謀整齊劃一之必要”,內務總長龔心湛擬在內部設立“禮制編纂委員會”編訂民國新禮。江紹原立即將這一消息寫信告訴周作人,周作人卻不以為然,不疾不徐地說:“因該會所編纂者全系‘賴脫'(Rite),而本部所管者則‘哀忒'(Art)也。該會編纂當然均系‘學者',熟讀三禮,此外臨時參考一點《西洋禮節須知》,婚喪冠祭之禮即可編成,惟一紙空文,毫無實效,此之謂死禮,與‘死文字'相似,足下職守在制出‘活潑潑地'鳶飛魚躍的氣象之禮,與彼輩截不相同。”(43)在周作人看來,“禮”不是一套停留在文字上空虛無用的儀式,而是一種活潑而富有生命力的生活規范。當下關于禮的現代價值的論述已蔚為大觀,禮儀重建也有諸多嘗試,但是江、周二人強調禮儀的重建不能僅出于文獻的考索仍具有重要的價值。傳統禮儀研究的民俗學路徑關注思想史、制度史,從中國本土概念出發,在禮與俗、文本與實踐、精英與民間、傳統與現代之間,探討傳統禮儀與日常生活的關系,以及傳統禮儀如何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并在此基礎上思考傳統禮儀研究的可能性。

  人生禮儀傳統作為傳統禮儀最重要、最富有生命力的組成部分,并沒有隨著社會的變遷成為過去,而是隨著人們的生活環境的改變,在保障功能傳承的同時,在形式上不斷地發生適應性的調整變化,并融入當代生活之中。傳統的深刻與當代生活的靈動在人生禮儀中有著豐富的表現。

 

  注釋

  1癸卯學制改革保留了經學作為精神信仰的地位,如張之洞、榮慶、張百熙《學務綱要》所言:“設立中國舊學專門,為保存古學古書之地”,“中國之經書,就是中國之宗教”。

  2當經學已無法在學科體制之內保存的時候,仍有一些學者通過在野講學來傳承經學,如生涯橫跨晚清以來將近一世紀之久的唐文治先生。

  3梁啟超:《中國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238頁。

  4錢穆:《國史新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56頁。

  5[美]鄧爾麟:《錢穆與七房橋世界》,藍樺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9頁。

  6李安宅:《〈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7費孝通:《鄉土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第60頁。

  8王銘銘曾貫通古今中外,梳理了與中國傳統禮儀相關的各種理論,揭示“禮儀”這一古代觀念所具有的積極價值,以及從“禮儀”出發建構中國式社會理論的可能性。參見王銘銘《從禮儀看中國式社會理論》,王銘銘主編:《中國人類學評論》(第2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年。

  9由著名歷史學家李濟先生倡導、禮學家孔德成先生指導,臺灣大學曾通過集體研討的方式,采用復原實驗的方法,對《儀禮》各項儀節進行系統研究,撰成《儀禮復原叢刊》,并以影像的形式呈現部分禮儀。清華大學中國禮學研究中心與嘉禮堂在此基礎上,參互比較文獻材料,利用新媒體數字技術,結合經典文本分析,建立數字化的網絡平臺,復原展示中國傳統禮儀,現已有《士冠禮》的3D影像。中國人民大學禮學研究中心則以“弘揚禮樂文明,復活禮儀之邦”為口號。學者朱杰人、張祥龍分別于2009年和2010年為自己的兒子舉行了被改造的儒家婚禮,都引起了一時轟動。參見朱杰人《朱子家禮的現代演繹》,《人民政協報》2010年11月5日;張祥龍《儒家當代婚禮儀式——保真與從時的嘗試》,張祥龍:《復見天地心——儒家再臨的蘊意與道路》,東方出版社,2014年。

  10[美]芬格萊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國翔、張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Patricia Ebrey,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12Watson,J.and E.Rawski(eds.),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13周作人:《生活之藝術》,《語絲》第1期,1924年。

  14這九份“禮部文件”發表在1924年至1926年的《語絲》上,分別為周作人《生活之藝術》(禮部文件一),江紹原《禮的問題》(禮部文件二),江紹原、周作人《女褲的心理之研究》(禮部文件三),關于內務部禮制編纂會呈文為文件四,江紹原《催生》為文件五,江紹原《禮部文件之六:〈周官〉媒氏》,江紹原《禮部文件之七:讀經救國論發凡》,江紹原《禮部文件之八:血·紅血》,江紹原《禮部文件之九:發須爪》。除此之外江紹原還有其它討論“禮”的文章見諸報刊。

  15江紹原:《禮的問題》,《語絲》第3期,1924年。

  16江紹原:《禮與俗》,《語絲》第99期,1926年。

  17江紹原:《禮的問題》,《語絲》第3期,1924年。

  18彭牧:《同異之間:禮與儀式》,《民俗研究》2014年第3期。

  19張士閃:《禮俗互動與中國社會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

  20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第246頁。

  21參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第13-28頁;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243-305頁。

  22關于禮的觀念的演變,可參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第13-54頁;甘懷真《先秦禮觀念再探》,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25頁。

  23彭林:《禮的哲學詮釋》,趙敦華主編:《哲學門》第八卷第二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24李學勤:《國學與經學的幾個問題》,李學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務印書館,2008年。

  25錢穆:《湖上閑思錄》,三聯書店,2000年,第49頁。

  26《論語義疏·為政》,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儒藏》(精華編)第104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31頁。

  27《禮經正義》,《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1229頁。

  28錢穆:《國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45頁。

  29近代以來許多學者用“文化”的概念與“禮”進行類比,認為中國文化中無所不包的“禮”即相當于文化,如前文提到江紹原認為禮是文化的復體。費孝通也認為:“古人說的‘禮'就是我們說的‘人文世界'。而且‘禮'見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一個集體活動就是禮”(費孝通:《從馬林諾斯基老師學習文化論的體會》,王銘銘主編:《西方與非西方》,華夏出版社,2003年,第147頁)。又如錢玄認為:“其(禮)范圍之廣,與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過之而無不及。是以三禮之學,實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學。”(錢玄:《三禮辭典·自序》,錢玄、錢興奇編著:《三禮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序”第1頁)。又如李安宅認為:“中國的‘禮'既包括日常所需的物件(人與物、人與人、人與超自然等關系的節文),又包括制度與態度……我們也可以說,‘禮'就是人類學上的‘文化',包括物質與精神兩方面。”(李安宅:《〈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5頁)。

  30周作人:《生活之藝術》,《語絲》第1期,1924年。

  31今本《儀禮》十七篇,其中第十三篇《既夕禮》是第十二篇《士喪禮》的下篇,第十七篇《有司》是第十六篇《少牢饋食禮》的下篇,所以實際上只記載了十五種禮儀。

  32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3許多學者從民俗學的角度,將此作為民俗學史的研究范疇,對“風俗”的概念、風俗論述所蘊含的豐富觀念及其民俗學價值進行了諸多探討,并概括出地理民俗觀、政教民俗觀等概念。參見蕭放《中國傳統風俗觀的歷史研究與當代思考》,《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

  34[日]岸本美緒:《“風俗”與歷史觀》,(臺灣)《新史學》第13卷第3期,2002年。

  35蕭放、鞠熙:《實踐民俗學:從理論到鄉村研究》,《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

  36尹虎彬:《從“科學的民俗研究”到“實踐的民俗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

  37關于人生禮儀書寫傳統的具體研究成果,可參見龍曉添、蕭放《〈家禮〉對〈儀禮〉喪葬禮儀知識的繼承與發展》,《文化遺產》2016年第3期;邵鳳麗《朱子〈家禮〉與宋明以來家祭禮儀模式建構》,《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龍曉添《日用類書喪禮知識書寫的特點與變遷》,《四川民族學院學報》2015年第8期;賀少雅《從字說創作看元代冠禮的傳承與變遷——兼論儒家的成人觀念》,《文化遺產》2016年第5期。

  38具體參見邵鳳麗、蕭放《禮生與祭禮知識傳承》,《文化遺產》2015年第5期;龍曉添、蕭放《民間道教的禮儀傳承與實踐——以湖南湘鄉喪禮為例》,《道教研究》2016年第2期。

  39具體參見龍曉添、蕭放《喪禮知識傳統的當代民俗實踐——以湖南湘鄉禮生“喊禮”為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龍曉添、蕭放《“熱鬧”的白喜事:復合的儀式過渡與身體表述》,《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龍曉添《當代民間禮俗秩序與日常生活——以湖南湘鄉喪禮為例》,《文化遺產》2018年第4期;邵鳳麗《當代祭祖禮儀模式初探》,《民間文化論壇》2014年第5期;邵鳳麗《當代祭祖禮儀傳統重建的內在生命力》,《文化遺產》2018年第4期;賀少雅、蕭放《禮儀實踐:當代鄉賢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途徑》,《社會治理》2016年第2期;賀少雅《當代成人禮俗的類型、源流與發展》,《文化遺產》2018年第4期;何斯琴《當代傳統婚禮的禮俗再造與價值重建》,《文化遺產》2018年第4期。

  40蕭放、鞠熙:《實踐民俗學:從理論到鄉村研究》,《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

  41蕭放、龍曉添:《喪葬禮儀的改革與對策》,《決策與信息》2019年第4期;龍曉添:《高校傳統禮儀文化教育的路徑建構與實踐》,《教育觀察》2018年第3期;蕭放主編:《寫給兒童的中華文化百科全書》叢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9年。

  42蕭放、鞠熙:《實踐民俗學:從理論到鄉村研究》,《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

  43江紹原、周作人:《禮部文件》,《語絲》第38期,1925年。

  44近幾年來,浙江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相繼成立了禮學中心,研究各有側重。具體參見吳飛《當前的禮學研究與未來預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年鑒》2015年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作者簡介

姓名:蕭放 何斯琴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我的留言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日韩Av妻不如妾wwwdddd83com|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