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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秦統一中的秦墨學
2019年11月13日 16:57 來源:《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 作者:吳保傳 張愛紅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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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西安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摘要:探討秦統一的歷史成因,不能忽視秦墨學。墨家學者早在秦獻公時期就來到秦國,得到重用并逐漸發展出秦墨學,在秦統一的不同階段發揮著不同作用。一是秦墨學在充分吸收春秋以來的墨家各派以及法家、儒家等思想的基礎上產生,對秦統一的學術影響不僅表現在立足城防的軍事技術層面,還體現在立意進攻的統一理論層面。二是秦墨學者通過創造性闡釋,將墨學從“役夫之道”轉向“治國之道”,突破春秋以來墨學平民化的發展模式,從而將墨學導引到秦統一的治國實踐層面。秦墨學的創新性發展,有力地推動了秦統一的歷史進程,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政治思想。

  關鍵詞:秦;秦墨學;《呂氏春秋》;商鞅變法

  作者簡介: 吳保傳(1981-),男,安徽泗縣人,西安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歷史學博士,馬克思主義理論博士后,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文化史、馬克思主義理論;; 張愛紅(1985-),女,安徽潛山人,西安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從考古材料看周秦間民族文化的區域互動及其文明躍進”(2015H016)

 

  墨學是戰國時期秦國的顯學,擁有相當重要的社會影響力。墨家學者早在秦獻公時期就來到秦國,得到重用并逐漸發展出秦墨學,在秦統一進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作用。關于秦滅六國、一統天下的思想原因,學者們多從法家、儒家等角度加以探討,而相對忽視了秦墨學。本文試以秦墨學與秦統一作為切入點,探討秦墨學的形成與發展,并分析它對秦國由弱轉強、一統天下的重要影響。這有助于深入了解秦國墨學的發展軌跡以及秦統一的歷史成因。

  一、墨學成為秦國的顯學

  在戰國時期,秦國的墨學并非只有“從事者”一派。關于墨學在戰國中后期的發展,《莊子·天下》《韓非子·顯學》等文獻早有注意。韓非子明確指出,墨學在墨子死后分化為談辯、說書、從事三派,這是先秦墨學有“三墨”的主要依據。蒙文通認為:“三墨者,即南方之墨、東方之墨、秦之墨。秦之墨為從事一派,東方之墨為說書一派,南方之墨為談辯一派,此墨離為三也。”[1]第1卷《古學甄微》211-212蒙先生將“從事一派”和“秦之墨”直接畫等號,后世學者受此影響較多。有學者提出秦墨的貢獻僅限技術操作層面,缺乏理論深度,故而談不上是秦墨學[2]48-51。這些認識并不完全符合實際。其實,“在不同時期,墨學不可能正好就是三派,也不可能在某個地域只發展墨學某個方面”[3]155。

  我們認為,戰國中后期秦國的墨學不僅有“從事者”,還有“說書者”“談辯者”。這些墨者對秦統一進程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秦國墨學中“從事者”對提升秦國軍事能力有直接幫助。關于他們的軍事防御活動和貢獻在《墨子》城守諸篇中有詳細記載,這些篇章被確認為戰國中晚期的秦墨者所作,并在云夢秦簡里得到了有力印證[4]《秦簡與〈墨子〉城守各篇》。“說書者”在秦國宣揚墨子思想,在秦國的軍事防御、制度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墨子的思想被后人概括為“墨子十論”: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其中,兼愛、非攻思想學說轉化為秦國積極防御、主張偃兵的外交策略;尚賢、尚同思想對秦獻公、商鞅變法的軍功爵制、什伍連坐制產生了深刻影響[5]。即便是墨學中“談辯之士”也來到秦國并產生影響。《呂氏春秋·去宥》記載,東方有一位墨家“辯者”的代表,被時人尊稱為謝子,他也來到秦國,秦惠文王與之見面。

  活躍在秦國的墨者不僅學派眾多,并且擁有相當重要的社會影響力。李學勤根據出土秦簡推斷,墨學入秦的最早年代,是在秦惠文王(前356—前311年)前后。何炳棣提出不同觀點,認為“秦墨”最早出現在秦獻公時期(前424年—前362年)。公元前381年,秦獻公與墨者開始合作,且關系如魚得水異常融洽[6]。這比李學勤的看法提前了將近半個世紀。自秦獻公始,墨學對秦國就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至秦惠文王時期,秦墨學者聲勢浩大,代表人物有腹黃享、田鳩、唐姑果、謝子等墨學大師。例如,《呂氏春秋·去宥》記載,墨學大師腹黃享以“巨子”身份居秦,深得秦惠文王信任,被尊稱為“師”,其門徒數量眾多。至秦始皇時期,秦墨學對秦國的影響更加廣泛且深遠。《韓非子·顯學》認為,當時的顯學就是儒墨兩家學說。《呂氏春秋·當染》特別強調秦國墨者非常活躍,得到重用的學者不可勝數。

  總之,活躍在秦國的墨者不僅學派眾多,而且幾乎每個流派的墨者都有仕秦者并對秦國產生重要影響,墨學在秦國日益成為顯學并發展出秦墨學。秦國成為戰國時期墨學的主要活動區域,墨學中心已經從中原的宋、魯、楚,轉移到西北的秦國,秦國儼然成為戰國時期墨學的重要學術中心。

  二、秦墨學的學術特色

  前面提到,墨學在秦獻公時期傳入秦國,至秦始皇時期仍為顯學。秦墨學是墨學在秦國長期的流傳、演化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具有秦文化地域特色的學術派別,并在秦統一進程中形成了鮮明的學術特色。

  (一)秦獻公時期的墨學

  秦獻公時期,墨學傳入秦國并對秦國產生深刻影響。秦國此時重用墨學并非偶然,這是由秦國所處的外部環境和墨徒的自身特征所決定的。

  首先,秦獻公時期,百廢待興,制定了“抵御外侮,莫先于鞏固城防;鞏固城防,莫先于征募墨者”的戰略方針。這樣,秦國必然需要善于軍事防御、軍械制造和軍隊組織的墨者。所以墨者中“從事者”此時紛紛來到秦國,他們是當時秦國急需的人才。他們為秦國制造出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和軍事器械,并且依靠高超的守城技巧和防御技藝為秦國軍事防御活動作出重要貢獻。關于這方面的材料,可以參考被確認為秦國墨者所作的《墨子》城守諸篇。

  其次,秦獻公時期,秦國雖然國力稍有增強,但與東方六國相比還是遜色不少。而墨學的非攻論與秦國此時力圖防御自保的戰略也是不謀而合的。墨子是一個軍事家,其兵學造詣極深,其軍事思想特色鮮明。他反對侵略戰爭,這就是著名的“非攻論”。墨子并非僅限于道德層面的呼吁非攻,而是主張積極防御;并非一概反對戰爭,而是反對踐踏正義的侵略戰爭,贊成追求正義的自衛戰爭。顯然,墨子的非攻論對于外交防御具有重要指導作用,這恰好能夠滿足此時秦國的發展需求。

  最后,秦獻公最先推進軍功爵制和什伍連坐制,這些制度與秦國墨者有重要聯系,它們是墨學“尚賢”“尚同”思想在法律制度層面的具體實現[5]。

  總之,獻公時期活躍在秦國的墨者大多來自于東方六國[7]。他們積極宣傳、踐行著原始墨學的思想和技藝,重點在機械創造、外交防御以及制度建設等方面發揮作用,為秦國由弱轉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

  (二)秦始皇時期的墨學

  秦國的墨學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尋求創新和發展,為秦統一提供了獨特的思想優勢。在這個過程中,秦墨學的特色慢慢形成,并在思想上表現出明顯的新進展。

  秦墨學的特色和新進展在成書于秦始皇時期的《呂氏春秋》中得以窺見。《漢書·藝文志》認為,該書“兼儒墨,合名法”。清人盧文弨明確指出:“大約宗墨氏之學,而緣飾以儒術。”[8]卷十《書呂氏春秋后》640可見,《呂氏春秋》的部分篇章的確可以用來考察戰國后期秦墨學的新進展。從《呂氏春秋》看,秦墨學的新進展和特色主要體現在原始墨家的核心觀念被秦墨者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非攻”轉向“義兵”。“非攻”是原始墨學的重要主張。墨子認為,戰爭之害在于“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收斂”以及使“百姓死者,不可勝數”[9]《非攻中》,所以主張“非攻”。《墨子》城守諸篇的各種守城之術就是早期秦墨“非攻”思想的現實運用,其立意在于防御,并非進攻。然而,到了戰國后期,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后,一躍而成戰國七雄之首,開啟了橫掃天下的兼并模式,軍事方面必然要以進攻為主。早期秦墨者立足于防守而非進攻的非攻論顯然不能適應這種需求。

  戰國后期的秦墨學舍棄了非攻論而傾向于義兵容忍論。在《墨子》書中,雖然墨家通過《非攻上》《非攻中》等篇目否定戰爭,主張非攻,但在《非攻下》則引入了“誅”這個概念,這樣墨家就以附加條件的形式轉而部分肯定戰爭。這在《呂氏春秋》中得到了重點發揮和新的闡釋。日本學者渡邊卓指出,《呂氏春秋》中的“義兵論其實正是進入秦代后依然活躍的所謂秦墨思想的影響而形成的”[10]430-437。原始墨學的非攻論在戰國后期轉向了秦墨者的義兵論。

  下面我們從思想層面來考察這種轉向的內在邏輯。“兼愛”“貴義”是墨子非攻論的理論基礎,而秦墨者正是通過“兼愛”“貴義”這兩個理論環節來改造墨子的非攻論,提出了義兵論。

  “兼愛”是原始墨學的核心思想,墨子認為,天下大亂的根源在于人們“不相愛”,而戰爭正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重要方式,故墨子并不全盤否定戰爭。他把戰爭分為正義和非正義兩種。“強劫弱”“眾暴寡”的攻伐戰是非正義戰爭,而保家衛國的守御戰則是正義戰爭。為了實現天下百姓之利,就是犧牲自己也在所不辭。“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斷指與斷腕,利于天下相若,無擇也。”[9]《大取》故而,墨者很能戰斗,具有“赴火蹈刀,死不旋踵”的精神。墨學這種精神深刻影響了秦墨者和秦兵,成為秦兵橫掃六國、實現一統的重要精神動力。

  “貴義”也是原始墨學的核心思想。“萬事莫貴于義。”[9]《貴義》墨子明確指出,義就是利,義、利兩者其實是合一的。墨子要求統治者必須“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9]《節葬下》。這說明,墨子將“義”作為確定戰爭性質的首要原則和根本標準。比如,他們將用以保護和獲得財產而舉行的“義戰”看作“貴義”原則的具體實踐。從這個角度看,墨學的確隱含著“以戰止戰”的思想傾向。關于這一點,道家早有揭示:“為義偃兵,造兵之本。”[11]《徐無鬼》值得注意的是,在“貴義”精神的指引下,墨者認可和肯定“誅”這種戰爭形式也是順理成章的。很顯然,這些都為戰國后期秦墨者的義兵論提供了理論先導。

  《呂氏春秋》記載了秦墨者批判原始墨學的非攻論,經“兼愛”“貴義”這些思想環節,逐漸從“誅”這個戰爭形式發展出義兵論。秦墨者反復強調“義兵”的重要性。認為正義之戰是解決當時社會混亂的唯一良策。“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12]《蕩兵》“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者若父母。”[12]《懷寵》這為秦征伐六國的統一戰爭掃除了思想障礙。

  其次,“尚同”轉向“執一”。“尚同”是原始墨家政治學說的又一要義。所謂“尚同”,就是要統一思想、觀念和行動。墨子認為,如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思想或行動,那么,國家就不太容易治理。只有“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這樣國家才好治理[9]《尚同下》。總之,墨子“尚同”思想的現實取向,就是要將天下萬民的思想、行動統一到統治者那里去,并最終符合“天意”。

  秦國要統一天下,就必須擁立強有力的人來做天下共主。為了適應這種現實需要,秦墨者在“尚同”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執一”思想。“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二則危。”[12]《執一》應該用法令來統一人心和天下。可見,秦墨者所理解的“尚同”就是天下一統,就是君臣上下保持一致。秦墨者這是在鼓吹中央集權,希望為未來的大一統帝國找到較為適宜的指導思想和統治方式。

  (三)秦墨學對法家、儒家思想的融合創新及特色

  一是秦墨學融合創新法家思想,實現墨學法治化,形成秦墨學“重法”特色。秦國墨學的“重法”傳統可以上溯到墨家巨子腹黃享。秦惠王特別賞識腹黃享,曾想免除腹黃享之子的死罪,但腹黃享沒接受,仍行“墨者之法”處死其子。秦墨家將此事記載在《呂氏春秋》中,并加以重新詮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巨子可謂公矣。”[12]《去私》由于史料缺乏,“墨者之法”的具體內容無從詳考,但從秦墨者對該事件的記載和重新詮釋可以看出秦墨學法治化趨勢及特色。其一,秦墨學吸收法家法治思想,繼承原始墨家“不黨父兄,不偏富貴”的“尚同”思想,嚴格遵守“墨者之法”。值得注意的是,前述腹黃享之事在先秦文獻中僅此一例,在其他區域的墨學中沒有類似案例。由此可見秦墨學對法的重視與追求,的確表現出秦墨學法治化趨勢[13]。此外,由秦墨學者所著的《墨子·備城門》各篇中可以看出秦墨學這種法治化的現實表現。其二,秦墨學將“墨者之法”重新詮釋為“公”。這是對原始墨學的創新性發展,也是對法家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從吳起的“非公族”到商鞅的“刑公族”,以至韓非子“貴賤皆齊于法”,都表現出反對貴族特權的時代愿望。顯然,秦墨學將“墨者之法”重新詮釋為“公”,恰恰是為呼應這個時代主題,顯示出原始墨學的時代創新。其三,秦國法家也從秦墨學那里吸收了許多思想養料。墨家的功利主義哲學、“尚同”的專制論、“尚賢”的人才觀、任法賞刑觀、物治主義,融匯于法家思想,為法家所繼承與發展,對秦國法家影響較大。郭沫若曾指出,秦國部分地采用了秦國墨學,將墨術作為秦國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14]278。有學者認為秦國墨學是秦國法家思想的重要思想源頭[15]。秦國法家強調君主專制主義,這對秦國墨家“尚同”思想就有明顯的繼承關系。

  二是秦墨學積極吸收儒家思想,推動墨學官學化,在治國理政方面作出重要努力,實現秦墨學從“役夫之道”轉向“治國之道”。與儒家“修齊治平”的價值取向不同,原始墨學具有鮮明的平民化特征。墨家學者多來自底層人民,“墨學十論”基本上為“役夫之道”,反映著底層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然而,考察秦國墨學發展史,我們看到秦國墨學有一個重要轉向,那就是墨學官學化,他們積極尋求當政者的賞識,試圖在治國理政方面為國家提供更大幫助。這個轉向和秦墨學對儒學部分內容的吸收有一定聯系。理解這個問題需要注意兩點:

  其一,秦墨學吸收儒學思想的目的在于尋求秦國重用。墨學吸收儒學的傳統早在墨子那里就開始了;墨學和儒學作為并世顯學,相互吸收也是順理成章的;由于墨學在秦國得到重用的歷史比法家要早,所以秦墨學者為了保持繼續得到重用,和法家相抗衡,很有必要汲取儒學關于治國安邦的思想內容。

  其二,秦墨學對儒學的“大一統”“德政”等思想予以重點吸收。如前所述,秦國墨學早在秦獻公時期就在技術層面為秦國提供支持。然而,隨著秦統一進程的迅速推進,尤其是法家在治國安邦核心地位的確立,這種支持顯然不夠。于是秦墨學重點吸收儒學的“大一統”“德政”等內容,加強墨學的治國理政功能。先秦時期,儒家對大一統學說的構建最為突出,所以秦墨者重點從儒學大一統理論中汲取思想養分。“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待之大,大之安也必貴小。”[12]《諭大》無論小大貴賤都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家。這指出了實現國家統一的重要性。在實現國家統一方面,秦墨者的“義戰”思想和孔子“教民而戰”思想又是一脈相承的。再來說“德治”方面。孔子“為政以德”、孟子“以德服人”,這些觀點都是儒家德治傳統的集中體現。秦墨學對儒家“德治”的繼承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強調君主施行德治意在馭民愚民。秦墨者特別列舉秦穆公、趙簡子賢明愛士的例子來說明君主“行德愛人”“民樂死其君”的道理。強調君主務必施德愛民。因為“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12]《愛士》。秦墨者吸收儒家民本思想,意在改變秦國法治弊端,試圖為秦統一提供更為合理有效的實現方案。從秦國歷史來看,自商鞅變法以來,“以斬首為勇”的法家政策在秦國得以嚴格執行,使得秦兵勇于公戰,怯于私斗,對于加速秦的統一進程確實起過巨大推動作用。但是,秦趙長平之戰暴露出法家軍事制度的嚴重弊病和危害,導致失去人心,招致更為激烈的反抗。有鑒于此,秦墨者明確提出:“兵入于敵之境,不虐五谷,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12]《懷寵》這一恤民措施正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現實運用。難能可貴的是,這個措施在實踐中得到較好地貫徹執行。據楊寬考證,戰國晚期以后,秦在兼并戰爭中不再以大量殺戮士兵及人民群眾為目的,這同昭襄王時期秦國每戰動輒斬首數十萬是有明顯區別的[16]446。

  總之,為了滿足秦國“掃六合、一天下”的現實需要,秦墨學在秦統一的歷史實踐中不斷發展,融合創新法家、儒家思想,表現出法治化和官學化發展趨勢。由此,秦墨學突破春秋以來墨學平民化的發展模式,將墨學逐漸導引到秦統一的治國實踐層面,從而對秦統一產生了深刻影響。

  三、秦墨學對秦統一的深刻影響

  戰國后期的秦統一進程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自秦獻公至秦昭王,秦國的發展戰略以防御自保、富國強兵為主線,重點在于積蓄力量,由弱轉強;自秦昭王到秦始皇,其戰略則以吞并六國、統一天下為主線,重點在于一統天下,建立新國家。這兩個階段都有秦墨學參與其中,發揮其思想學說,實現其政治理想。學者多注意到秦國墨學在前一個階段的作用,而相對忽視了秦墨學對后一個階段的影響。

  (一)秦墨學對秦國由弱轉強的重要影響秦獻公時期是秦國由弱轉強的樞紐,而推動這種轉換的主要力量就是秦國的墨者。秦國墨學在這個轉變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自秦穆公稱霸以來,秦國雖然國力稍有增強,但與河東六國相比還是遜色不少,所謂“諸侯卑秦,丑莫大焉”。公元前408年,魏文侯重用戰國名將吳起,搶奪秦國早在秦穆公時期就占有的河西之地,列為河西郡,并委任吳起為郡守。在魏強秦弱的情勢下,秦國無力東進,唯有防御以自保[17]。有鑒于此,秦獻公重用墨者,充分發揮他們在軍事防御、軍械制造等方面的特長和優勢。關于早期秦國墨者這方面的貢獻,這在《墨子·備城門》中得以窺見,也可以在關于秦獻公晚年與魏國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的文獻記載中得到證實。

  其次,“非攻”思想對于秦國防御自保的指導作用。墨子的“非攻”思想具有外交防御作用,這與此時期秦國防御以自保的戰略定位不謀而合,同時也為秦國發展自己、蓄勢待發爭取到了相對寬松的外部環境。

  再次,“尚賢”“尚同”思想通過什伍連坐制度助推秦國的制度建設。獻公時期,秦墨者推出兩項制度建設:軍功爵制和什伍連坐制,這兩個制度與墨學的“尚賢”“尚同”思想都有內在聯系,是墨學制度化、法律化的具體實現。墨學主張尚賢,反對傳統的世卿世祿制度。他們認為,賢能之人應該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9]《尚賢下》。墨家的尚賢思想深刻影響了商鞅變法。商鞅從當時秦國的現實需要出發,制定了操作性較強的考核標準,即是否在“耕戰”中獲得軍功或糧食。尤其是將軍功作為考核標準,依據軍功大小確立獎賞等級,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軍功爵制”。很明顯,此項制度是墨子尚賢思想的制度表現。

  秦國最早的戶籍什伍制度始于秦獻公十年(前375年),這是在秦墨者的建議下而得以實施的。《墨子·尚同下》記載武王伐紂時立下的誓言:“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清代學者江聲對此解釋為:“言知奸巧之情而匿不以告,比事發覺,則其罪與彼奸巧者同。”[9]《尚同下》墨家講的戶籍制度具有治安管理功能,這對秦獻公的戶籍相伍制度及商鞅什伍連坐制度都產生了直接影響。《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獻公十年,為戶籍相伍。”[18]卷六289商鞅在此基礎上確立了什伍連坐制度。他把秦國人民按照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的組織單位進行編制和管理,并建立相互告發和同罪連坐的制度,鼓勵互相監督和告發。這就是“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18]卷六十八2230。總之,秦獻公開始的、商鞅確立的什伍連坐制度實際上就是墨子尚同思想在制度層面的具體實現。

  從歷史上看,什伍連坐制度的確立,將秦國的臣民從血緣限制中分離出來,加強了國家對個人的控制。這項政治改革既徹底掃除了傳統鄉遂國野的界限,又為秦國實現大一統的集權國家鋪平道路。

  最后,墨子的“節用”思想通過“獎勵耕戰”措施實現了秦國“富國強兵”的戰略目標。“富國強兵”是秦進行統一戰爭的物質基礎。在群雄爭霸的戰國后期,對于各個國家來說,當務之急就是富國強兵,而實現富國強兵的關鍵在于提升農業生產力和軍事實力。獎勵耕戰是商鞅變法的核心,是實現富國強兵的關鍵。“圣人之為國也,入則令民以屬農,出則令民計戰。”[19]《算地》重視農戰便可國富兵強,輕視農戰會使國貧兵弱。

  獎勵耕戰直接受到墨學“節用”思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點:一是墨子的節用思想對商鞅獎勵耕戰策略具有指導作用。墨子高度重視糧食和農業生產,因為這些物資以及活動具有戰備性質。據《墨子·七患》記載,糧食是國家、治國最為重要的物質基礎,是維持百姓日常生活、國家長治久安的基本條件,國君不可不重視。受此觀念影響,商鞅也認為,足夠的糧食儲備是預防饑荒和戰爭取勝最為重要的物質基礎。糧食不僅是人民生產生活的必需品,而且還是戰備物資。農業生產并不是單純地滿足生存需求,而是為了戰爭需要,說到底是為了實現富國強兵。二是墨子的賞罰制度為商鞅耕戰政策的具體實施提供了激勵機制。墨子的節用思想還體現在節省民力、提升生產力方面,并通過賞罰等制度措施來實現這個目標。這對商鞅變法有影響。商鞅也認為,富國強兵的前提條件是充分調動民眾的積極性和戰斗力。

  (二)秦墨學對戰國中后期秦統一的重要影響呂思勉認為:“秦之滅六國,蓋始于魏冉,而后成于呂不韋、李斯。”[20]232戰國后期,隨著與東方六國綜合實力的此消彼長,秦國已成為七雄中最為強勢的國家,在兼并戰爭中不斷取得勝利,由秦來完成統一已是大勢所趨。顯然,此時秦國的發展戰略不再是防御自保,而是順應歷史大勢,轉而積極進取,從而鑄就“滅六國、一天下”的豐功偉業。

  隨著軍事上一統局面的逐漸明朗,實現思想一統便成為迫在眉睫的時代課題。《呂氏春秋》正是一部旨在闡述秦國一統天下的思想論著。呂不韋作為秦相,招致賓客游士,其主要目的就是一統天下。

  秦墨者自秦獻公始得到重用,幫助秦國逐漸由弱轉強并成為首屈一指的強國。現在我們接著以《呂氏春秋》為中心來分析秦墨學對戰國后期秦國統一天下的重要影響。

  首先,秦墨學的義兵論對秦統一戰爭的積極影響。前面說到,墨學“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這種舍生取義、勇往直前的精神,深刻影響了秦墨者和秦兵,成為秦兵橫掃六國、實現一統的重要精神動力。同時,秦墨者將墨學非攻論轉向義兵論,這為秦國征伐六國的統一戰爭掃除了思想障礙。比如,秦墨者放棄秦國“斬首為勇”的軍事傳統,這與秦墨者主張的義兵論就有直接關系。

  商鞅變法以后,秦國往往按斬首數目獎勵軍功,因此在每次大戰勝利后常有斬首記錄。值得注意的是,在呂不韋主持的三晉戰爭中,只在秦始皇元年蒙驁率軍攻克魏國的卷(今河南原陽西)的戰役有斬首三萬的記錄,其他取得大塊領土的戰役都沒有斬首記錄,這與以往秦國傳統顯然不同。這是因為秦墨者鼓吹使用“義兵”的結果。在秦墨者看來,所謂“義兵”就是“誅暴君而振苦民”,他們反對在戰爭中殺傷無罪的兵民,更反對殺死戰俘,認為殺無罪之民,“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12]《禁塞》。這樣看來,秦墨者以及呂不韋已經從長平之戰殺降的慘痛教訓中領悟到“禍皆反自及也”的深刻道理。

  秦墨者的義兵論是秦國對六國的軍事行動取得壓倒性勝利的重要原因。秦國充分利用東方六國的復雜矛盾,靈活運用“連橫”策略,削弱六國以增益自己。這些方法策略既便于控制六國局勢,又利于實現天下一統。秦國在兼并戰爭中能夠輕易取得許多重大勝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秦墨學義兵論的成功實踐。

  其次,秦墨學的“執一”思想對加強君主專制集權的重要影響。戰國后期是中國從封建割據走向天下一統的重要轉折期。秦墨者主張天下一統,把天子看成是實現統一的主要標志,認為要“安社稷而利黔首”,就必須建立起代表統一的君主制度。從反面來說,建立君主制度是結束亂世、解民痛苦的現實需要。“亂莫大于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12]《謹聽》從正面來說,建立君主制度是為了實現天下一統。“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12]《執一》。秦墨者之所以強調“執一”,就是要建立代表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所以秦墨者的“執一”思想為秦國建立君主專制集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論依據。

  秦墨者并沒有按照申不害和韓非的思路,把君權至上推到極端,而是對君權有種種限制,提出貴公、得眾等政治思想。申不害認為明君在于“獨斷”,韓非提倡“王者獨行”。秦墨者在堅持君主“執一”的同時,對君權采取限制策略,并列出必要的附加條件。主張君主應效法天地,以貴公而去私、以謹言而慎行,目的在于實行開明政治[12]《貴公》。反復勸誡君主要“禮士”“用眾”[12]《用眾》,旨在限制君主權力,防止君權出現“偏私”“獨斷”的情況。秦墨者是針對行將“冠禮而治”的秦始皇而發的。不論他們出于何種動機,秦墨者主張把君權同“禮士”“用眾”以及法治結合起來,這是符合現實需要的。

  最后,秦墨學獨具特色的政治思想對秦統一有深刻影響。如前所述,秦墨學與法家完成了新的結合。自公元前359年商鞅變法以來,“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治國傳統業已形成。秦墨者繼承商鞅變法以來的法治傳統,也強調因時變法。“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12]《察今》然而,秦墨家對法家并不是全盤吸收,而是有所創新。一方面,反對商鞅、韓非廢棄仁義、一斷于法。認為賞不足以勸善,罰不足以止過[12]《上德》,并將“墨者之法”創造性闡釋為“公”,這樣的“墨者之法”具有了新的時代內涵。另一方面,吸收墨子“貴義”思想改造法家,主張“適威”與“當賞”并舉。賞罰只有以理義為標準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在實行法治的同時必須“尚德”和“貴義”,德化更為根本,更能起到賞罰所起不到的作用,所以主張德化天下。總之,秦墨家一反以往秦國“一任于法”的治國傳統,主張兼用貴義和賞罰,強調道德教化的核心作用。秦墨家對法家的改造,為秦國的一統天下建構起新的治國理論。

  然而,秦始皇剪除呂不韋、親自掌權后,他用來治理國家的思想工具,主要還是韓非思想,而不是秦墨學。秦始皇寡施仁義,堅決奉行韓非的法治路線,以疾風驟雨之勢實現富國強兵、一統天下。可以說,韓非思想為代表的法家學說幫助秦始皇加速了秦統一的歷史進程。不過,秦始皇過度使用民力,嚴刑酷法,強征暴斂,同時也激化了階級矛盾,造成海內愁怨、群盜并起的危險局面,以致秦始皇死后不久秦就滅亡。就前一點看,秦始皇比秦墨者要高明得多。就后一點看,秦始皇的高明是有限的。秦始皇如果像秦墨者說的那樣“適威”“當賞”,不要那么用刑嚴酷,處平靜而任德化,注意與民休息,秦朝或許不至于“二世而亡”。當然,秦朝滅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秦始皇沒有嚴格執行秦墨者的政治主張應該算是相當重要的一條了。完成天下一統的秦國如果繼續施行秦墨者的政治主張,那么,秦王朝也許就不至于如此短促而亡。

  四、結語

    墨學在戰國中后期的秦國逐漸成為顯學,并在秦統一進程中形成了秦墨學。秦墨學處在先秦墨學史上的鼎盛階段,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秦墨學在秦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學術傳統。秦墨學的學術貢獻不僅表現在城防技術層面,還表現在治國理論層面。一方面創造性提出法的精髓在于“公”,旨在糾正自商鞅以來秦國“一斷于法”的法治弊端;另一方面吸收儒家治國思想,試圖將墨學從“役夫之道”提升為“治國之道”。秦墨學這些獨特創造深刻影響著秦國統一進程。整體來看,在秦統一進程中,秦墨學和法家是表現最為活躍、貢獻最大的兩個思想流派。二是秦墨學積極順應戰國時期秦統一的歷史潮流,融合創新法家、儒家思想,在墨學法治化和官學化方面作出卓有成效的努力。這樣,秦墨學突破春秋以來墨學平民化的發展模式,將墨學導引到國家治理的實踐層面,對秦統一進程的不同階段均提供了重要支持。先后滿足了秦獻公時期防御自保、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以及秦始皇時期“滅六國、一天下”的戰略需要,成功推進了秦統一的偉大進程。顯然,這兩個方面是以前墨學從來沒有成功實現過的。因此,對秦墨學的整體理解,有助于我們客觀認識秦墨學的發展軌跡以及秦統一的歷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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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吳保傳 張愛紅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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